驚聞余紀忠先生病逝，因為我人在外國，無法立刻前往靈堂致哀，但是很希望先簡單寫下一點感想，表達我對余老先生的敬意。
首先，我想謝謝余先生在我剛回台灣時，與我數度長談；在這幾次的談話中，余先生花了許多時間解析台灣近幾十年政經社會的變化，這些講解分析非常有條理，非常深入，使我獲益良多，對台灣發展的大方向很快就有了一個清楚的概念。此後在我們多年的交往中，我深深覺得余先生是一位氣度深遠的長者，同時，也深深為他憂國憂民的情懷所感動。他是報人，也是一位文化人，他調適個人的價值觀念與文化關懷，以便契合台灣的社會脈動，進而影響台灣歷史的推動與發展，實在需要卓越的智慧與堅忍的毅力。
余先生是知識份子辦報的典型，在他的心目中，報紙不只是一個商品，而是知識人實踐其社會理想的媒介，所以作為一個報人，應該要有遠見，要有理想，要有堅持，我相信在余先生的辦報生涯中，已盡其所能地實踐這些理念。他雖然隨著時代不斷修正其立場，但基本上有理念、有堅持。在不與現實脫節的情況下，隨時思考著如何走在時代的前面，並引導它的發展。在高壓統治的時代，余先生雖然身為國民黨的中常委，但是仍然不時發揮讜論，批判黨國，大膽揭露政治社會的弊端。在那個隨便一句話就可能被逮捕的時代，他的仗義執言，需要有多大的勇氣，冒多大的危險。他不只是一位報人，也是一位人權戰士。回顧過去幾十年，每逢在政治上發生具有轉捩意義的事件時，余先生及他所領導的中國時報每每能夠發揮相當正面的作用。我們可以說，凡是他所在的地方，都成為一種力量。
在中國時報五十週年慶時，我曾經寫下一段賀詞，在追思余老先生仙逝的此刻，我覺得這些話仍值得重述一次－－對動盪的二十世紀中國而言，具有歷史深度的文化事業並不多，從清末第一張報紙出現以來，很少有一家私人報紙能夠持續超過半個世紀，中國時報在余紀忠先生的領導之下，不但超過了半個世紀，而且始終堅持一個民間知識份子的批判性角色，始終充滿著歷史的使命感，也始終盡其可能地堅持自由與民主，五十年是一段不短的日子，「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希望中國時報能永遠賡續它的傳統，並永遠保持它的活力。－－我非常期待，在一代報人放下對他而言愈來愈沉重的戈戟時，新一代的時報人能秉承他所留下的寶貴精神資產，繼續作為社會的一股中道力量而努力。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院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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