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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從花花公子到歷史偉人

曾經在兩個星期之內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然後被軟禁五十五年的軍閥張學良十月十四日星期天在最近幾年居住的檀香山去世，享年一百歲。《紐約時報》發表長篇文章介紹他:張學良的地位可以根據以下事實衡量：幾乎在其它問題上沒有共同意見的中國國家主席和台灣總統都發了唁電。
江澤民主席稱張學良為"偉大的愛國者"。直到歷史上那兩個星期之前，張學良都不像是個偉人。被稱為"少帥"的張學良當時統領二十萬軍隊，但毒癮難戒，又是個花花公子。
但在1936年12月，張學良派兵去抓當時的全國最高統帥蔣介石。在短暫的槍戰中，蔣介石赤腳從窗戶跳出爬上山坡。他躲在一塊石頭後面發抖，很快就被發現。
當中國的著名人物都是以貪婪和野心為動機時，張學良的目標卻令人吃驚的無私。他要求中國軍隊停止圍剿共產黨，集中力量對付日本侵略者。
那次在西安發生的綁架成為著名的"西安事變"，令世界震驚。過了兩個星期，蔣介石答應同共產黨合作打日本之後被釋放。
隨後是國民黨同共產黨很不容易的准合作，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這次長期緩和幫助共產黨恢复力量，最終在1949年征服整個中國大陸。
如果張學良在綁架蔣介石之後加入共產黨，他也許能成為民族英雄。但他卻感到在挑戰上司之後應當表示悔恨，他對蔣介石自動投案，並立即被軟禁，從此在公眾的視野中消失五十多年。
當1949年國民黨逃跑的時候，蔣介石把他也帶到台灣，張學良仍然被軟禁，從來沒有公開提到過他的名字，他則閱讀聖經和歷史消磨時光。
張學良1991年在恢复自由之後首次接受採訪時說，"那是反叛，我應當承擔責任。"
張學良後來的妻子趙一荻當時說，"那很簡單。他反對內戰。他不希望看到自己的人民被屠殺。"
反對內戰、不希望看到自己的人民被屠殺也許是他後來越來越受贊賞的原因。在一個期待英雄又對虛夸自負統治者失望的國家，張學良被看作犧牲自己、對抗外敵的人物。即使那些對共產黨革命感到痛心的人也贊賞張學良的愛國熱情。
一名中文大學講師在1999年說，"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他是半個神仙。"他是個誆正驅邪的騎士和救助貧弱的榜樣。
張學良於1901年出生於滿洲里。他的父親、軍閥張作霖在1928年被日本人暗殺。"少帥"從此成為中國最有勢力的軍事將領。
他的東北軍增加到四十萬人，1930年他被任命為中國軍隊副司令(原文如此)。但是他對軍事的興趣卻因為社交活動而分心，包括同墨索里尼的女兒、當時意大利駐中國公使的妻子調情。
1933年，張學良決心戒毒，到歐洲旅行。他第二年回國後，身體健康好轉，也更深深地愛國。共產黨高級領導人、天生的外交家、甚至能讓敵人傾倒的周恩來去說服張學良，需要建立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統一戰線，對抗日本人。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訪問西安，同張學良討論圍剿共產黨問題。12月12日，張學良逮捕蔣介石。
張學良和他的部下相當俠義。《西行漫記》作者斯諾寫道：張學良的助手在大石頭後面找到赤腳發抖的蔣介石時，他主動背起蔣介石下山。蔣介石後來說，張學良看到他之後的第一句話就是說，希望對委員長開誠布公。
蔣介石訓斥張學良，張回答說，"我相信我沒有任何不服從您的教誨之處。請息怒，慎縝從事。"
蔣介石同意和共產黨一起抗日之後，張學良釋放蔣介石回國民黨首都南京。但令所有人吃驚的是，張學良隨後乘上飛機，對蔣介石投案，要求懲罰。
國民黨判處張學良十年監禁，然後立即特赦。也許因為統一戰線贏得人心才會有那樣的結果。但實際上，張學良成為囚犯，開始在大陸，後來在台灣被囚禁。
當然，張學良在台灣生活仍然舒适，住房是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為他挑選的。即使蔣介石去世之後並被台灣人看作獨裁者，張學良的家中在1991年仍然挂滿頌揚蔣家的書畫。
張學良子女和原配于鳳至當時獲准到美國定居。1964年，張學良同高官家庭出身、十幾歲就同他私奔、後來陪同他軟禁的趙一荻正式結婚。
隨著台灣民主發展，張學良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得到更多自由。1995年，他移居檀香山，趙一荻去年逝世。
張學良似乎對於擺脫生活重壓很高興。當人們很尊敬的同他招呼、問到他的聲望高漲時，他強烈抗議說，"連張學良這個名字我都不想要。我不想當張學良。我只想當一個凡人，自由自在。"

從"剿共"先鋒變為"聯共"積極分子 

據張學良"西安事變懺悔錄"自稱，1934年剛從歐洲回國時，他有兩個願望："本想為一超脫軍人，不再統帥東北軍為私情所累，與他們僅保持超然關系，以備將來抗日也。不希望參與任何內戰。"
這兩個願望與蔣介石的心思簡直格格不入。當時，蔣正忙於剿共。他是與共產黨直接打過交道的人，深知共黨的厲害。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時候，全中國的共產黨員不過幾百人，無一兵一卒。才過兩三年，就發展到幾萬，整整擴大了100倍，還在軍隊中有了一些影響。假如他蔣介石沒有先見之明，大力排共，恐怕南京國民政府的大半席位都成共產黨囊中之物了。如今的共黨不但人數大增，而且有槍有地盤，雖然還不能與閻錫山、李宗仁這些"土皇帝"相比，可是稍不注意，就會蔓延為毛澤東所謂燎原大火。所以蔣介石一日不把剿共事業進行到底，就一日不能安心。
正當蔣熱心於剿共的時候，張學良卻企圖"不參與任何內戰"，讓東北軍靠邊站，同時他自己還想當蔣介石的侍從室主任，成為蔣的心腹，這當然不可能。
就張學良本人來說，也不是充當侍從室主任的材料。他不但摸不透蔣介石熱心剿共的心思，而且一貫是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受別人侍候的公子哥兒，顯然缺乏那種隨侍蔣介石左右的細心和耐心。
為什麼張學良會產生這種想法？他本人解釋說，是想"在蔣公左右學習學習，亦可加深彼此之認識，又可同中央諸同志多有接觸，以便將來對日作戰時易於相處。"這解釋似乎還不夠充份，張學良畢竟在官場戰場上久經磨煉，僅僅為了"學習""認識""接觸"一下，便放棄兵權，多少有些出人意料。
更深層的原因，可能是想通過密切與蔣的關系，深入國民黨中央領導核心，與南京上層人士打成一片，從而為將來接班做準備。據張的侍從副官陳大章回憶，1929年夏，蔣與張在北京相會，曾對張說：漢卿，你比我年輕(14歲)，你東北幾十萬兵都是講武堂畢業，武器裝備也好，有空軍，有海軍，比我有力量。我隻有十萬黃埔軍校的士兵能打仗。現在我領導著先打個基礎，將來國家成功了，我歲數也大了，還得你來領導。張當時表示，自己無意當中國的領導人，隻想保住東北。不過表面雖然如此，內心裡張學良不能不對蔣的那番話砰然心動。乃父張作霖就曾經以"大元帥"之尊，君臨過全中國嘛。而且，張學良下野出國前夕，蔣介石把他們比做同舟共濟的一對難兄難弟，難免讓人產生親如一體的錯覺。張下野出國可以說是為蔣做的犧牲，現在回來了，蔣介石也應該給予特別的信賴和重托。
果然，"西安事變懺悔錄"寫道：
"方當良回國之後，蔣公對良特殊優遇，有三事，沒齒不能忘者：一、蔣公令良同車，往見汪兆銘(精衛)於其宅，汪不在，而蔣公親告其閽者(看門人)，囑告知汪，言張副司令曾親自來訪，此等苦心，良深為敬感。二、某日同車，蔣公戒良勿再事荒嬉。三、任良選擇某項工作，挽回國人之觀感，以增聲望。此三者，已超越部屬關系，非情同骨肉者，何能如此？"
當侍從室主任的想法碰壁，堪稱是對張學良當頭潑來的一盆涼水。不知是急於要"緊跟"蔣介石，還是趁機抓兵權搶地盤，總之張學良突然從不願打內戰，變成了內戰急先鋒，自告奮勇去剿共。於是，1934年2月，國民政府任命張學良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總司令，並代行蔣介石的總司令職權。
張學良得以重新執掌東北軍帥印，並沒有像馮玉祥那樣被剝奪兵權，這在蔣介石與各派軍閥的關系史中，幾乎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一例。也許蔣過份看輕了張這個花花公子，太疏忽大意了。後來發生西安事變，似乎犯了同樣的毛病。
這時的張學良倒是特別夠哥們義氣的。除了投蔣之所好，調東北軍一部南下剿共，還試圖跟蔣的黃埔系套近乎。1934年5月，他親自說服復東會領導人，取消該組織，另外成立四維學會。
復東會本是流亡關內的東北人士自發民間組織，與東北軍也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它的活動引起了國民黨CC系的注意，認為是東北軍秘密組織，並給蔣打了小報告。蔣派戴笠調查。戴笠時為羽翼未豐的復興社要員，有意把復東會拉過去，壯大復興社的實力。而且張學良主張在中國實行獨裁統治，擁護一個領袖，與復興社的宗旨有相通之處。於是雙方一拍即合
四維學會由復東會核心成員與黃埔系骨幹合組而成，以蔣介石為名譽會長，張學良為會長，後來鼎鼎大名的賀衷寒、戴笠、鄧文儀等蔣幫親信都是該會的理事，也儼然就是張的下屬。
同時，張學良讓東北軍校級以上軍官集體加入國民黨，到廬山軍官團受訓；在東北軍師以上單位設政訓處，由復興社派人領導。
決心"緊跟"蔣介石的張學良，剿匪非常賣力。不僅代表蔣坐鎮武漢，而且常常親臨前線督戰。1934年4月到8月間，先後到湖北黃安、麻城，河南潢川、商城，安徽立煌、六安等地，向部隊訓話，說日本侵略中國正是看到共產黨和紅軍鬧得越來越厲害，有可乘之機。共產黨和紅軍殺人放火，破壞國家統一，是民族罪人。東北軍要打回老家去，隻有先消滅共產黨和紅軍，實現國家統一，然後集中全國力量，一致對抗日本。
這年7月，東北軍115師與紅軍徐海東25軍遭遇，被消滅5個營。張學良有點心疼，卻又不明白原因所在。東北軍武器裝備大大優於紅軍，他誤以為打敗仗是不能吃苦耐勞，驕、嬌二氣作怪。
紅軍畢竟不敵蔣的重兵圍攻。1934年10月，被迫放棄江西根據地，往西逃竄。年底，紅25軍也支持不住，撤往陝西。蔣的注意力尾隨紅軍轉移到中國西部地區，南昌行營因此取消，鄂豫皖剿匪司令部改為武昌行營，由張學良當主任，任務主要是整軍經武，準備抗日。隨後，設立陸軍整理處，由蔣的親信陳誠兼任處長。行營秘書長楊永泰，參謀長錢大鈞。錢在蔣的母校保定軍官學校當過支隊長，在黃埔軍校當過教官，代理校長，與蔣的關系非同一般。錢成為溝通蔣張關系的重要橋樑。西安事變時，張學良曾經責怪錢大鈞沒能一如既往地當他的參謀長，而是改任蔣介石侍從室主任，導致蔣張關系隔閡，釀成西安事變。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昌行營陸軍整理處，令人情不自禁想到張作霖時代的東北陸軍整理處，張學良當年就是借"整理"之機急劇擴充自己的影響和力量的。雖然處長陳誠，直接聽命於蔣介石，但張畢竟是行營主任，陳還是在他的領導之下。
可惜好景不長。蔣介石一路圍追堵截，未能把紅軍趕盡殺絕，又要在西北開辟新戰場。張學良被張群、楊永泰極力推薦，調任西北剿共副總司令，代行總司令職權。
據"西安事變懺悔錄"交待，武昌行營無疾而終，使張學良產生了"第一次重大失望"。
其實，東北軍主力十幾萬人馬已經先行進入陝甘一帶。原來盤踞的華北地區，迫於日本人的壓力，早已待不住了。張學良也幾次去西安視察過軍務。所以接到新的任務，張盡管有些失望，卻並非毫無準備。事實上，如果不是紅軍流竄到這裡，大西北本來是當時中國軍閥勢力最空虛的地區。所以，"西安事變懺悔錄"又說："可做抗日後方依據"。東北軍先失東北，後失華北，再想要地盤，隻有試一試西北。
張學良1935年9月中旬到達西安，10月2日正式得到任命。期間，正值東北軍107、106、120師經過西安，開往西北，張多次上前給官兵訓話。據秘書應德田回憶，張講話時，看上去很興奮，精神很旺盛，講話也很賣力，每次都要持續一二個小時。似乎是他從對形勢的樂觀判斷中看到了新的希望。陝北紅軍劉志丹部加上從鄂豫皖過來的徐海東部，總共才不過8千人，而雲集西北的東北軍有近20萬人，還有楊虎城部隊3萬多人，青海寧夏地方軍閥武裝3萬余人，兵力總數約30萬。陝西東邊接壤山西，閻錫山的晉軍實際上構成了對紅軍包圍圈的另一部分。以幾十萬大軍對付區區幾千紅軍，應該不成甚麼問題。
事情的進展卻無情粉碎了張學良的如意算盤。先是在10月1日，東北軍110師主力遭紅軍伏擊，幾乎全軍覆沒，3000多人被俘，師長何立中負重傷不治身亡。10月25日，紅軍發起榆林橋戰鬥，又殲滅107師619團及配屬的1個營，團長被俘。
而毛澤東帶領的陝西紅軍這時也跑到陝北來了，與陝北原有的紅軍會合，兵力增加到1萬多。
經過兩次失敗的教訓，張學良痛感紅軍不好對付。自己又要去南京開會，於是指示部隊沒他的命令，不得輕舉妄動。開會期間，與蔣介石、何應欽商談受損兵員的補充問題，按以往慣例，凡因圍剿損失的部隊概不取消番號。這次卻不同以往，要取消東北軍110師番號，減發經費。張學良好不氣惱。
禍不單行。又得到報告，57軍軍長董英斌率部冒進，於11月22日在直羅鎮被圍殲109師；106師前往救援，也給吃掉了1個團。再次向蔣介石請求補充，又受冷遇。
後來張學良曾說："我最大的包袱就是東北軍。"東北軍連吃敗仗，損失慘重，這不但破滅了張學良才露頭不久的新希望，而且使他意識到危險正在逼近。喪失根據地的東北軍照這樣下去，要不了多久便會消耗幹凈。
而在南京期間受到的冷遇，更讓張學良心中憤憤難平。回國以來，張一路緊緊追隨蔣介石，南征北戰，損兵折將，按理說，沒功勞也有苦勞。但是在開會見到的袞袞諸公當中，張學良毫無受到重視的感覺。與蔣從來不對心思的馮玉祥和閻錫山倒是當上了軍事委員會的副委員長。馮玉祥還與胡漢民、汪精衛、蔣介石一起，坐上了國民黨中央常委會9把交椅中的1把。不久以前，他們不過是中原大戰中蔣和張的敗軍之將罷了。借了日本侵略的"東風"，一個回到山西，一個重返中央。在山西的那位除了鞏固土皇帝地位，其他甚麼貢獻都沒有。在中央的馮大炮倒是不甘寂寞，一家伙跑到華北抗日前線，網羅舊部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與日本人幹過幾仗，得到抗日人士的擁護，雖然與蔣公"攘外必先安內"的大政方針不對路，落得強行解散同盟軍的下場。在四屆六中會上，他老兄與22人聯名，拋出"救亡大計案"，居然獲得通過，又大大出了一回風頭。
加上蔣拒絕補充在剿共內戰中受損的東北軍，露出借圍剿消滅東北軍的險惡馬腳，這些必定要動搖張學良追隨蔣介石打內戰的決心。他有理由為中原大戰以來"緊跟"蔣的抉擇感到懊悔。那場大戰中的對手汪精衛、馮玉祥、閻錫山，如今地位全都在他之上。
南京期間的遭遇和見聞可能還給張學良揭示出聯共抗日的前途。馮玉祥就是一個活生生的樣板。"救亡大計案"的成功有目共睹。同盟軍雖然中途夭折，它在社會上為馮玉祥贏得的聲譽卻顯而易見。而在這個同盟軍中，就有共產黨在活動。同盟軍前敵總指揮吉鴻昌是共產黨員，馮玉祥顯然有"通共"嫌疑，竟無人追究。
"救亡大計案"在1月初的四屆六中全會上獲得通過，表明團結一致共同抗日在國民黨中央已經成為多數人的共識。可以說明這種動向的另一個事實，是宋子文指派鐵道部次長曾養甫也正好在11月初尋找聯絡共產黨的渠道。曾於是去找勞工科長椹小岑。椹小岑早年參加過周恩來領導的覺悟社。椹寫信給遠在北京的中國大學教授呂振羽，大意說：近年來，東鄰欺我太甚，唯有姜(蔣)府和龔(共)府聯姻，方期可以同心協力，共謀對策，以保家財。兄如有意作伐，希即命駕前來-------
呂振羽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與中共北方局關系密切。他當即把信交給當時的北平市委宣傳部長周小舟，請示如何處理。經市委討論，呂振羽辭去教職，前往南京打探情況。11月底呂到南京，1936年1月起，開始談判。
張學良與宋子文是結拜兄弟，私交很好；張的衛隊一營和東北大學這時還都在北平，東北大學學生組織與中共地下黨有千絲萬縷的關系_____凡此種種，很可能給張學良透露過國共兩黨正在試探接近的風聲。1835年，宋子文還曾經和宋慶齡、孔祥熙商議並派遣中共地下黨員董健吾進入陝北蘇區送信。董經過西安時，被迫無奈，向張學良坦白了自己的使命，並且約定以後互通信息。這顯然更加堅定了張學良與中共來往的決心。他曾說：既然中央可以和共產黨聯絡，我們也可以。
其實，早在鄂豫皖圍剿時期，因為吃敗仗，張學良對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就已經開始注意了。他特意找人編過一本小冊子，解釋諸如蘇維埃、托洛茲基、第三國際等有關理論、人物、事件、歷史。這本小冊子他時常帶在身邊。他甚至還閱讀過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列寧的"左派幼稚病"，馬克思的"資本論"！
就在南京開會間隙，張學良去過一趟上海。他誤以為中共中央仍在上海，而以前的部下李杜這時正好在上海，他便囑托李杜幫助尋找與中共的關系。李杜曾在東北堅持抗日，失敗後退往蘇聯，與共產國際有所接觸。
1935年底，張學良回到西安後，要求67軍軍長王以哲在前線注意聯絡共產黨。王以哲當過張的衛隊旅長，關系親密。他的部隊是東北軍進攻紅軍的中路主力，延安等地就是他們佔領的，被消滅的110師，被俘的高福源團長，都屬67軍。王以哲不願再與紅軍交戰，希望保存實力。
張學良還要東北大學選派學生代表到西安來見他。因為東北大學學生在"12、9"運動中很活躍，他估計學生幹部裡邊一定有共產黨員。後來的情形正如張學良所料。
最先與共產黨拉上關系的是王以哲方面。原來紅軍向被俘的東北軍官兵展開了政治攻勢，宣講抗日救亡的必要性和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並在生活上照顧優待他們，讓他們自願選擇出路。可以參加紅軍，也可以回到原部隊。被俘的高福源團長甚至受到彭德懷親自接見。於是高自告奮勇，男子漢大丈夫做一回紅娘，致力打通東北軍上層和紅軍的關系。
1936年1月，張學良得到王以哲密報：被俘的高福源團長已被紅軍放回，有重大機密事向副司令報告，西安耳目眾多，請親蒞洛川軍部，以便垂詢詳情。經過高福源的牽線搭橋，張學良終於與共產黨接上了頭。
張當即要求紅軍派代表來會談。1月20日，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前往洛川，與張密談3個小時。張學良表示：雙方軍隊可以各守原防，並在可能范圍內恢復通商；願意為成立國防政府奔走盡力。
3月份，張與李又一次在洛川會談。為掩人耳目，張特意在洛川組設"前進指揮部"，詭稱自己親往洛川督剿。是次商定雙方全面秘密停戰，東北軍送給紅軍一些裝備和器材。
李克農為張學良與周恩來的正式會談舖平了道路。1936年4月9日，張學良和周恩來先後抵達會談地點延安。會談極為秘密，隻限張學良、王以哲、劉鼎、周恩來、李克農5人在場。其中劉鼎是上海李杜找來為張學良做聯絡工作的中共黨員，曾在德國和蘇聯留學，是中共最早在國外學習科學技術的黨員之一。張學良與他接談之後，大為感佩其人的學識水平，以致誤以為他就是中共著名領導人王稼祥。
會談在一個天主教堂內進行。張周二人一見如故，原來周恩來也是在東北長大的，而且張對周的老師張伯苓非常敬佩，曾聽從勸告戒除抽大煙、打嗎啡等不良嗜好。
"西安事變懺悔錄"寫道：
"某夜，在延安天主堂同周恩來會面，約談二、三小時。良告彼，中央已實施抗日準備，蔣公霄旰為國。雙方辯論多時，周詢及廣田三原則，良答以蔣公決不會應允。周承認蔣公忠誠為國，要抗日，必須擁護蔣公領導之。但左右如何乎？又力言彼等亦蔣公舊屬，如中央既決心抗日，為什麼非消滅日人最恨而抗日最熱誠之共產黨人不止？在抗日綱領下，共產黨決心與國民黨恢復舊日關系，重受蔣公領導，進而討論具體條件-------。"
會談結束後，張學良送給周恩來一本"申報"為紀念創刊60周年而印制的大地圖。那是中國第一本比較精確的等高投影設色地圖，可輔助軍用。當時紅軍中一共僅有2本，極為珍貴。張還拿出2萬光洋的私款，接濟紅軍。此後這筆款子陸續增加，僅有賬目可查的即達76萬元。當時正值中央紅軍在陝北立足未穩、人困馬乏，缺人、缺裝備，處境極其險惡的非常時刻，張學良的聯共，具有雪中送炭的重大意義。
張學良自己的人生軌跡，也從此發生重大轉變。

張學良對"西安事變"的自我評價 

張學良對于"西安事變"的自我評價究竟如何？美國國會圖書館中文部主任王冀說，他于8年前聽"少帥"親口這樣說："作為一個軍人，我是應該被槍斃﹔但是依我的良心，我沒有做錯！"
據台灣媒體16日報道，65歲的王冀，目前是美國喬治城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他的父親王樹常曾經是張作霖的總參謀，也是1929年張學良所指揮的東北軍之軍令廳廳長，后來曾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王冀說，因為父親的關系，所以在1989年至1993年之間，多次與張學良在台灣北投家中長談。
1991年，他有次在張學良的北投家里問到"西安事變"，張學良這么回答王冀："作為軍人，按軍法來說我是應該被槍斃﹔但我沒做錯！我為了愛國、為了救中國，我一定要讓蔣(介石)委員長了解，抗日為何重要。"張學良說，好漢做事好漢擔，所以他陪蔣委員長回南京。
被詢及后來在台灣出現的張學良親筆的《西安事變懺悔錄》時，張學良說："什么'懺悔錄'？我沒寫過'懺悔錄'，我沒什么好懺悔！"接著他就說，他寫的是"反省錄"。張學良告訴王冀，那時大約在一九五几年，當時先是看管他的劉乙光通知，蔣"總統"要見他，他很緊張，"一見面，老先生就說：'你把當時在西安的事情寫出來給我看看。'我說：'這不值得寫。''你寫看看，看這几十年來，有什么想法。'我回答：'先生要看，那我就試驗試驗。'"張學良回到住處之后，就提筆寫了，自訂的標題則是《西安事變反省錄》。以后在1956年，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這本中引述了張學良之言。
張學良何以一直未回大陸？王冀說，事實上，張學良原先是一直在考慮要回大陸去的。1991年時，張學良曾問王冀："你看我到大陸去怎么樣？這么多年沒回去，也該還東北父老一個人情"。王冀問他，不怕中共統戰工作？張學良回答："我現在也沒有利用價值嘛。"王冀說，他當即表示愿意為張學良探個路，到大陸一行。但以后張學良訪美，卻是覺得不宜直接從美國直接到大陸，而又回到台灣。
張學良考慮的，依然是政治問題。對于大陸行，他其實曾經問過多人意見，最后依然未見成行。 

"西安事變"后張蔣的几次交往 

張學良先生病勢后，台灣媒體刊出一些相關報道，其中一篇介紹了"西安事變"后蔣介石與張學良的几次交往情況。
據人民網16日報導說，"西安事變"后，張學良一直被囚禁、幽禁，直至1959年，蔣介石才下令解除對張的"管束"，但仍受到監視。不過，事后蔣、張關系并不太差，在國民黨撤離大陸前，蔣介石曾托人送了一只表給張學良﹔1957年，蔣介石70大壽時，張學良也曾送禮賀壽。
據曾受蔣經國之命擔任張學良副官的羅啟回憶，蔣介石對"西安事變"的態度是他可以忍受個人受部下劫持之辱，也可以寬恕張學良兵諫之過，但永遠無法原諒張發動"西安事變"對國家之傷害。
而張學良的談吐中，一直有一份對蔣介石之尊敬，感激蔣令他戒除鴉片、赴歐洲考察等，但絕口不提"西安之事"，對蔣介石也一直以委員長相稱，未跟隨眾人改稱總統。
張學良和趙四小姐信奉基督教之后，星期日到台北士林凱歌堂作禮拜時，經常會遇到蔣介石夫婦。而蔣介石每于禮拜結束偕同夫人步出教堂時，也會向張學良頷首致意。蔣夫人宋美齡，亦是張府少有的訪客之一，甚至不時致送親自焙制的西餅。 

宋美齡勸張學良、于鳳至離婚 

張學良、趙四小姐相識、相知、相愛已經30余年了，但并非法律上的婚姻。宋美齡在1960年勸趙四小姐讓張學良棄佛教信基督教。棄佛之后，張學良主張一夫一妻，正值此時，于鳳至也同意離婚，成就了30年的苦戀。
據中華讀書報引述《張學良趙四小姐在台灣的日子》一書表示，宋美齡當年與蔣介石結婚時，有一個條件，即要蔣與元配發妻毛福梅先行離婚，作為基督徒的宋美齡不能答應在她之外，蔣介石還有一個女人。
這個問題在張學良與趙四小姐的傳奇愛情中也同樣碰到。那還是1960年以后，宋美齡勸張學良棄佛教轉信基督。張學良心誠則靈，潛心研讀《聖經》，收獲見識大異從前。人世間的功名利祿，他視若過眼煙云。人生在世，恍若夢境，來去匆匆，轉瞬即逝，人類真正的老家在天國。
這位虔誠的基督教徒，與教友宋美齡時常在教堂相見。在張學良表示希望能為他舉行受洗儀式時，宋美齡堅決反對。她覺得張學良和于鳳至有正式的婚姻關系，如今又與四小姐同居了几十年，這就等于他同時有兩位夫人，這種情況不合基督教的教規。
宋美齡提出如果真誠信奉基督，必須解除與于鳳至的婚姻關系。這實在是個兩難抉擇，于鳳至對張學良是有大功的，離婚張學良實在于心不忍﹔另一方面他又篤信基督，與趙四小姐几十年相濡以沫，苦甘備嘗。思前想后，張學良左右為難。
身在美國的于鳳至知道這一情況后，提筆致信四小姐，提出愿意與張學良解除婚姻關係。于鳳至的達觀、大度玉成了張學良與趙四小姐的人間美事。不久，張、趙二人手牽手進入教堂。
趙四小姐與張學良從相識、相愛后，數十年來一直以秘書身份陪伴張學良，她與張學良已成為一個整體。婚禮結束的鐘聲響了。張學良和趙一獲在好友的攜扶下，在眾人的簇擁下，緩步走出教堂。晚霞映照，微風吹拂，有情人終成眷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