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協會議九屆人大五次會議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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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第九屆人大五次會議,當國務院總理朱鎔基進行演講時,中共總書記江澤民仰頭看著天花板。

中國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第九屆人大五次會議,當國務院總理朱鎔基進行演講時,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回應豐富的肢體語言。

中國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第九屆人大五次會議,當國務院總理朱鎔基進行報告時,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張大口打了個哈欠。

中國大陸在北京召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九屆全國委員會第五次會議,為即將在三月五日召開的國際會議,做會前的準備。

人大開幕江李朱各有所圖 

中國的兩會,政治協商會議和全國人大,已經在北京召開。天安門廣場到處都是保安人員,包括著制服和便衣警察和可以發現炸彈的警犬。
今年的會議將集中在中國最有權勢的三個人身上--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全國人大委員長李鵬、國務院總理朱鎔基,他們應該是在今年結束他們的任期。
因此,當2987名全國人大代表從中國四面八方來到北京人民大會堂時,中國的這些正在日益年邁的領導人在大會主席臺上說些什?已經沒有如下的東西重要:在中國到處流傳的關於領導人的閑談和這些領導人各自的繼承人之間的幕後交易。
美國新聞周刊5日文章說,官方稱這次兩會是關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中國的影響、反腐敗等等國家大事的。但是,實際上將強調中共高層領導過渡的問題和連續性,因此不會這些領導人不會提出新的政策,以免使自己的政治聲望受到影響。
75歲的江澤民將不會在全國人大會議上公開講話。但是,分析家認為,在幕後,他將繼續推銷他的允許私有企業主加入中共的主張,並從而確立自己在中共意識形態上的地位。江澤民還將為自己的親信曾慶紅尋求支援,希望將曾慶紅送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文章報導,美國紐約Hamilton學院的中國問題專家Cheng Li說,人們可能會認為江澤民的欽定繼承人胡錦濤不過是個傀儡,但是不要低估了胡錦濤的能力和他自己的勢力網絡。他認為,此次將是達成共用權力的共識,而不會是進行你死我活的權力爭奪。
對73歲的李鵬來說,任務之一是確保自己退休後的影響力,以保護自己受到來自中國民眾的各種各樣腐敗指控的家族。
一位駐北京的外交家開玩笑說,如果能夠弄到一張出獄證,李鵬將會很高興。
73歲的朱鎔基此次將是最後一次作政府工作報告了。中國民眾都在說,朱鎔基太老了,也太疲勞了,不能再當總理了。
文章報導,美國加州大學聖?各分析中國經濟問題專家Barry Naughton說,"在北京,現在到處都有一種煩朱鎔基症。"朱鎔基最重要的目的大概就是將溫家寶扶正為總理。"

江、李、朱退出臺面已是大勢所趨 

在3月4日中國全國人大記者會上,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和全國人大委員長李鵬的出處,成為現場上千名記者關注的焦點。目前離中共「十六大」召開還有半年的時間,中共高層人事的角力也正在激烈進行,但北京已流竄著各種有關江、李、朱等中共領導人動向的傳言,內容五花八門,令人莫衷一是。
中國時報3月5日王綽中分析指出,今年秋天中共召開「十六大」時,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人將把權力移交給以胡錦濤為首的第四代領導人。由於胡錦濤在黨內權力並未穩固,短時間內必須依靠第三代領導人在幕後支撐,目前外界最關注的仍是江、李、朱等第三代領導核心,未來會以何種形式繼續在黨內起「傳、幫、帶」的作用。
北京外交圈戲稱,目前中共官僚體系中,共有三個派系:即「本土派」、「海歸派」和「大清帝國派」。所謂「大清帝國派」,是指清華大學畢業的官員都會特別的互相照顧。事實上,這三個派系只存在於中共官僚體系中的中層官員,在中共高層官員中,只有江澤民和李鵬堪稱有自己的人馬。然而,在九七年中共「十五大」江澤民權位穩固後,李鵬的人馬是依附在江之下而生存的。
在當前中共高層權力競逐中,居於關鍵主導地位的江澤民,在「十六大」卸下總書紀和明年十屆人大交出國家主席職務已是黨內共識。雖然有親信向江建議,只要交出有任期制的國家主席職位即可,但江在考量黨內和輿論可能的反彈後,已不再作此想。 
文章說,目前外界最關注的,仍集中在江澤民是否繼續兼任軍委主席。對此,北京的政治觀察家認為,江是否全退,還要等未來半年中共黨內人事鬥爭明朗化後,他才會做出決定。不過,江澤民非常清楚,他如果全退,將處於超然地位,對安排自己人馬或凝聚第四代領導核心會更具權威性。 
在江、朱都有意退出臺面後,以及江甚至可能全退的情況下,李鵬已很難繼續待在臺面上。嚴格來說,北京目前有關李鵬的去向傳言最多,但據北京權威人士透露,李鵬雖然沒有公開表達過退意,但他對屆齡交班的規定並不反對,也曾經私下表示將退下人大委員長和政治局常委的職務。 
分析稱,雖然中共高層各自權力安排已進入短兵相接的白熱化階段,臺面上的領導人紛紛安插自己的親信爭奪要職,但中共高層領導人普遍都有認知,如果要破壞在中共「十五大」時達成默契的「以七十歲為限的年齡畫線」原則,將會付出極大的代價。因此,今年十六大時,已經七十六歲的江澤民和同為七十四歲的李鵬、朱鎔基,退出臺面已是大勢所趨。

「穩定壓倒一切」又成中共高層工作重點 

面對半年後即將到來的中共高層權力改組,「穩定壓倒一切」似乎又成了今年的工作重點;向來以經濟工作見長的朱鎔基,把過去四年來的工作重點,作出了相當幅度的修正,社會安定成了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除了政治因素考量外,也是現實環境中不得不的選擇。 
工商時報記者李道成3月6日分析指出,包括各項數據及地方政府的反應,農民收入增加緩慢,國企員工生活出現困難,嚴重影響了消費能力提升,進而波及擴大內需基本政策等問題,近年來,一直困擾著大陸的官方;因為這不僅是經濟問題,同時也是社會問題。 
尤其是在加入WTO後,國外農產品將逐步長驅直入,九億多農民的生機,日後將嚴重考驗政府的施政能力;如何分流農民到其他產業,努力把更多的資源投入到農村和中西部,確實符合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原則。
文章稱,「寧可不要新項目,也要力保工資發放」,相當程度反映了大陸目前積極建設中的尷尬;因為在財政收入成長有限,但財政支出卻因為連續幾年積極性財政政策,導致寅吃卯糧現象明顯的情況下;如何適當調配中央與地方資金用途,已成了未來財政施政的重點。 
權力改組在即,大陸官場中,最忌大刀闊斧改革舊制度、舊官僚;深得民心,並且不計較去留的朱鎔基,不免俗地對江核心的領導給予高度評價,但仍毫不客氣地痛批領導幹部中,充斥著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弄虛作假、鋪張浪費嚴重,一些腐敗現象突出。 
就任總理四年來,朱內閣雷厲風行的作風,相當程度矯正了一部分中共官場文化,然而龐大官僚體系的偏差現象,尤其是上情下不達的中央與地方落差,絕不是短短幾年就能糾正過來;但朱鎔基已基本確立了改革方向,未來的路,還需要有繼任者更多的魄力繼續走下去。


中國公眾高度關注"兩會" 

一項調查顯示,正在舉行的"兩會"引起了中國公眾的高度關注。
據中國社會調查事務所公佈的一項調查,公眾對"兩會"認知度達到了100%,公眾關注度達到了98%。
調查顯示,公眾對"兩會"的關注焦點依次為:維持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擴大內需;"入世"後中國如何應對;祖國和平統一;農村和農業問題;反腐倡廉;環保問題。
據調查,大部分公眾是通過電視瞭解"兩會"的,其次為報紙,"第四媒體"網絡列名第三,而廣播居於未位。
"現在老百姓對國家大事越來越關切,對人代會寄予越來越大的希望。"人大代表王良仁說,這表明中國老百姓的民主意識增強,同時也表明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深得民心。 
雷新泉代表說:"越是廣泛地反映民意,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就越具有生命力。"

五個政府工作報告勾勒中國近年發展思路和軌跡 

五年一輪回。一年一度全國人大會議,一年一個政府工作報告。五個《政府工作報告》勾勒出中國自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以來的發展思路和軌跡。
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一九九八年三月五日至十九日),李鵬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總結上屆政府五年成就並提出本年的工作重點。列在前三位的分別為:進一步加強和穩定農業、國有企業改革要有新的突破、繼續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等。
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一九九九年三月五日至十六日),朱□基總理首次作《政府工作報告》,報告認為一九九八年初確定的各項目標基本實現。他提出本年政府工作內容主要包括把擴大內需作為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措施、穩定和加強農業、深化國企改革、擴大出口、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等。
九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二000年三月五日至十五日),朱□基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本年要堅持實行擴大內需的方針、大力推進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繼續推進改革、全面加強管理等多項工作重點。
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二00一年三月五日至十五日),朱□基作《關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的報告》,報告闡述了從本年開始中國將實施的新世紀第一個五年計劃,其中包括: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努力增加農民收入;大力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實施西部大開發,促進地區協調發展;落實科教興國戰略,大力開發人才資源;進一步深化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不斷改善人民生活,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繼續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加強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設,加強國防建設等。
九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二00二年三月五日至十五日),朱□基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今年著重做好八個方面的工作,依次為擴大和培養內需,促進經濟較快增長;加快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努力增加農民收入;積極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體制改革;適應加入世貿組織新形勢,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繼續大力整頓和規範市場經濟秩序;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加強精神文明建設;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加強政風建設;進一步做好外交工作。

人大代表仍不敢跨越政治鴻溝 

在中共以黨領政的威權制度下,憲法中規定的國家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大,一直以來都被外界當作是「橡皮圖章」,而為數龐大的全國人大代表亦被視為「表決機器」。不過,隨著近年中國政經形勢日趨開放,過去這些習慣「按表操課」的「官員民代」(多數「兩會」代表同時具備黨政官員身份),開始有自己的意見,他們雖然對當前政經、社會現況多有怨言,但仍不敢觸碰政治問題。
中國時報記者王綽中3月6日報導說,在今年「兩會」召開前夕,就有一項針對地方「兩會」代表提案分析發現,他們提案最多的問題依序為財政和經濟、城市建設、教科文體衛、社會和法律、環保,與上述各項問題息息相關的政治改革提案,幾乎付之闕如。 
報導稱,在今年的「兩會」上,經濟議題當然是所有代表和委員們最關心的,特別是中國大陸今年剛加入WTO,不管是政府或企業部門都面臨嚴厲考驗,老百姓更是擔心自己生活可能受到不利的影響。從中共「兩會」代表近日的提案來看,他們對於政府部門因應入世改造的成績並不滿意,他們同時認為,政府對自身角色定位和行事方式顯然也無法接受挑戰。這些代表雖然已將矛頭對向政府,但也僅是要求政府在體制上進行改造,並沒有觸及到政治改革的核心關鍵-分權、制衡。 
已經被大陸老百姓詬病已久的電信資費問題,包括暴利的IP電話、手機雙向收費、選號費、電話月租費,昨天終於引起中共「兩會」代表的嚴格抨擊。全國政協委員、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方廷鈺在5日的全國政協會議上就指責,造成這些電信資費不合理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政府電信部門的「壟斷」。他指出,各電信營運商不能平等地享有國家電信資源,阻礙了公平競爭與電信事業的發展,從而直接造成不合理費用的產生。
報導說,雖然「兩會」代表已愈來愈敢批評時弊,但是他們的焦點多集中在下層的經濟、社會問題,對於共產黨長期壟斷的上層政治結構,並不願有所針砭,經常讓人有失焦的感覺;其實,這種現象並不能怪這些「官員民代」,按照官場的體制,當官的幾乎都是共產黨員,而各地選出的全國人大代表,本身就是地方高官,雖然憲法賦予全國人大有審議和監督政府的職權,但要共產黨來監督共產黨,好比天方夜譚。因此,當前人大要去除外界「橡皮圖章」印象,真正發揮監督的功能,首先就必須對人大代表的產生方式進行改革。

為官一方不好當代表委員亦不易 

伴隨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推進,以及反腐肅貪力度的加大,中國高層和民間對官員的要求越來越高,那種既不幹活又不"幹凈"的庸官貪官已經越來越不好混了。與此同時,代表人民群眾利益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也越來越感到肩負責任的重大,做到盡職盡責也越來越不容易了,因為百姓在萬眾矚目的"兩會"上和其他場合正為他們亮分哩。
"兩會"年年開,今年不尋常。今年是中國加入世貿的第一年,中共"十六大"將在年內舉行,世界經濟環境又處於"跌宕起伏,復雜多變"之際,同時今次又是九屆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參加的最後一次"兩會"。因此,老百姓對這次"兩會"和代表、委員寄予了更大的期望。他們盼望代表、委員在會上能充分反映民眾呼聲,反映社情民意,並在諸如堅持可持續發展、加入WTO後政府如何轉變觀念和作風、國企改革、農民增收、下崗再就業、懲治腐敗等問題上建言,群策群力拿出務實的解決辦法,以不辱使命。
"兩會"召開前夕,不少民眾就此發表了許多富有建設性的見解。有人提出,應讓人民群眾更多地瞭解人民代表,看看他們夠不夠格,有沒有履職的能力。有人疾呼:"人大代表要多為群眾著想,為農民致富多辦實事!"
華中師範大學的王克安寄語"兩會"代表、委員:一心不可二用。他不無遺憾地指出,在以往"兩會"期間或其前後的有關報道中,人們總是發現有個別代表"不務正業",把來北京開會視同辦理"公"私事務的大好時機,不是為"公事"而"跑'部'前進",就是為私事而"打通'關節'",費盡心機。他真誠地希望今後不要再出現上述情況,而冀望代表、委員恪盡職守。
應該說,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高蹈奮進,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素質不斷提高,參政議政的水平也水漲船高,並為中國現代化建設及完善和推進民主制度作出自己的貢獻。
對此,江蘇代表團的潘一樂代表在接受本社記者採訪時表示,現在人大代表文化素質越來越高,平均年齡也在降低,獻計建言也越來越能落到實處。這位已擔任兩屆全國人大代表的九三學社鎮江市主委吐露肺腑之言:"人大代表是聯系老百姓與政府的一條紐帶與橋樑,民眾對他們的要求與期望也越來越殷切。因此,要時刻想到自己是民眾的一員,要為他們說話辦事;要嚴格要求自己,不斷提高自己的綜合素質和議政能力,以不辜負百姓的期望。"
潘一樂強調,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官員和人大代表必須強化慎獨意識,為國分憂,不要讓金錢、美色拖下泥淖。他說,有一位曾在鹽城當官後調到省建設廳任要職的原全國人大代表就因為經不起考驗,觸犯刑律,結果被判了無期徒刑。
從百姓對"兩會"的殷殷冀望,到代表、委員的自省,可以看出中國民主制度化的衍變軌跡。此間觀察家認為,當官員深感為官一方不好當,當代表、委員體會到名副其實不容易,對國家和民族而言,的確是一件好事。

政協的政治花瓶特性愈來愈明顯 

香港明報3月4日的評論認為,政協曾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但在中國改革開放後的二十多年來,政協的政治花瓶特性愈來愈明顯,在人大作用不斷加強的情形下,政協自然愈來愈難引起中國民眾對它的關心和興趣。如今的中國民眾實在很難明白,政協究竟有什?存在的必要,政協委員們究竟能為中國的民主政治、經濟社會發展、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做些什麼。 
評論說,當然,中共是會對民眾強調政協是如何如何重要、政府對政協委員的提案是如何如何重視、政協在國家統一的進程中又是如何如何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但是,老百姓還是會問,政協委員們既不能審議和批准政府工作報告、財政預算報告等重要文件,又不能對國家最重要的人事變動投票表決,上千人在北京只是聽報告、學報告、討論報告,然後打道回府,究竟有什?意義呢﹖
評論認為,政協甘願扮演政治花瓶,無關政協委員的質素。雖然在今年政協召開之前,當局宣佈將四名涉及貪汙腐敗的全國政協委員除名,但總體而言,政協委員的質素至少不遜於人大代表。八十年代中期,當時的政協委員質素普遍高於人大代表,他們也曾認真考慮過改變自己在中國政壇上的地位,也曾嘗試將自己的作用與人大代表看齊,但是,中共制定的政治遊戲規則不允許他們去發揮這種作用。到如今,政協委員已經完全放棄了改變自己政治作用的追求。 

全國人大發揚數字口號傳統 

毛澤東有“三反”、“四清”和“臭老九”﹔鄧小平有“一國兩制”﹐江澤民現在有“三個代表”。《芝加哥論壇報》說﹐這已經成為共產黨的傳統﹕使用數字口號進行宣傳。中國政府善於將複雜的理論變成小包裝分發給不識字或者沒有興趣的群眾﹔由於大眾媒體發達﹐現在這種做法在大街上似乎不那麼流行﹐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在發揚傳統。
在英語中語法上很彆扭的說法﹐“三個代表”是江澤民對於共產黨未來的理論核心﹐也是自一九四九年革命成功以來最新戰術應用。中國總理朱鎔基在這次全國人大會議剛剛開幕五分鐘就開始引用這種說法。
執教於賓州塞斯奎漢納大學的現代中國史教師魏楚雄(George Wei)說﹐利用數字是一種動員群眾的方法。
他說﹐“每次共產黨要發起新宣傳運動﹐它就有長長的文件。沒有人可以理解它。如果你要把它變成簡潔易懂的口號﹐人們就會記住它。”
中國到處都是使用數字指導思想的例子。中國人以知道成語的數量感到驕傲--成語是把複雜的思想濃縮成四個字的格言﹐例如半斤八兩。
來自吉林的代表楊紹明(音譯)說﹐“那樣使用數字是中國的特產。那很直接﹐像‘三個代表’需要人們好好理解其含義。”
那些說法多數都來自口號大師毛澤東﹐他在人民共和國初期提出各種帶數字的口號。一九五二年﹐他提出“三反”--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後來他提出“破四舊”--破舊思想、舊風俗、舊文化和舊習慣。更著名的是在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將知識分子看作人民的敵人“臭老九”的說法。
有些說法不再那麼流行﹐例如“紅五類”--指從工人、農民到革命烈士的五種階級背景--很快就退色了﹔“黑七類”--指從地主到壞分子那些階級背景。
毛澤東在一九七六年去世之後﹐他的改革接班人證明數字遊戲有用。鄧小平提出“四個現代化”推動中國發展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
鄧小平在一九七九年提出﹐“我們國家的工作重心已經轉向四個現代化”。其結果﹐從北京的公共汽車、建築工地到大吊車上都是“努力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標語。
隨後他把對於香港前途的看法變成兩個數字“一國兩制”。
為把混亂的資本主義轉變成秩序的共產主義長期使用統計數字--顯示革命正在前進。緬因馬奇亞大學共產主義歷史學家梅森(John Mason)說﹐用數字來宣傳聽起來“自然﹐你無法不同意。”
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總結了共產黨如何演變來適應新的經濟構成。新華社定義的三個代表是“先進的生產力、先進的文化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政府正在設法讓人民記住。
官方報紙和新聞廣播充滿了意識形態宣傳的消息和忠實追隨者的報導。在北京烤鴨店全聚德﹐一名發言人說﹐飯店官員都在忙於學習“三個代表”。人民日報經常以標題報導吸引人們的注意﹐例如“要求農村幹部學習‘三個代表’”。
現在中國大眾媒體普及﹐標語口號不像往常那樣。但老習慣很難改﹐尤其是到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例如溫家寶副總理七日講到抗旱問題時說﹐“中央講八個字﹐可以總結成兩句話。…但四大問題必須解決。”

西方看中國政治改革有退無進 

西方媒體和觀察人士注意到,中國人大和政協會議在推動政治改革方面不僅沒有任何具體行動,而且還有所後退。法國[世界報]報導,中共16大之前的最後一次人大會議看不到任何政治魄力,連朱□基去年提出過的"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這句話也不見了。[費加羅報]分析說,這次會議也顯示出權力交替時期的特點,背後的權力鬥爭導致前臺政治模糊化合流域空泛,除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口號之外,看不到改革的政綱,完全顯示出新一代技術官僚接班前政治前景不明朗的局面。
隨著經濟改革的發展,兩會最近幾年作為"橡皮圖章"的功能已經有所改變,代表們越來越敢於針砭時弊,但是他們的提案主要集中在財經、城市建設,社會問題、法律環保等方面,與這些問題息息相關的政治改革提案幾乎見不到。 台灣的[中國時報]評論說:"對於共產黨長期壟斷的上層政治結構並不願有所針砭,經常讓人有失焦的感覺。" 
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政治秘書鮑彤認為,這主要是中國的輿論並不能夠真正反映人民的呼聲。他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人大應該廣泛的、全面的反映人民的意見。我現在看不到人大在政治改革方面會發生什麼作用。我看不出來。中國的輿論和中國的人大一樣,都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進行的,都是按照主旋律運轉的。如果主旋律不轉到政治改革上,那麼要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提案的可能性很小。"
鮑彤說,所謂主旋律就是中共最高決策層的意願。他說,中國的政治運做歷來如此,比如在20年前,鄧小平他們提出來要民主,讓大家說話,那時候人們的政治要求就很強烈,後來發生了六四,主旋律就變了,認為生存權是第一位的,公民權就被忽視了,從此之後,政治改革的呼聲就基本上被封鎖了。 
再過半年左右的時間中共將召開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人們認為這次會議將完成中共領導層的權力交接,從而對重新啟動政治改革抱有一定的希望。但是台灣淡江大學政治學教授吳文程對此並不太樂觀。他說:"在目前還看不到太多的改革的跡象和希望。可能還要等到新一代領導人上臺以後,可能才會有朝這方面努力的發展。目前江澤民先生一代的領導人可能還不太會有任何的變化。"
吳文程說,中國的人大和政協相當於其他國家的議會,但有一點不同,人大的代表不是選民直接選出,所以沒有民意的附托,不能夠真正反映的人民的呼聲,許多代表本身就是共產黨的幹部或者政府官員,屬於既得利益者,要他們起來改革共產黨的政治體制是不現實的,他們能夠在經濟、社會、環保等方面發表一下和當局不同的意見已經是難能可貴了,要觸及政治改革這個最敏感的領域風險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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