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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的火鍋吃得很不成功。木炭有火卻沒有足夠的熱。肉片在始終沒有大幵的水裏浸置，然後生硬地嚼下，然後我們一起出門。冬月把巷子的土地照得光滑，我們小心翼翼地去看一位老友。老友因為年長已經從工作崗位上退了下來，她有點怨氣，更有點悲哀。記得吧，那位一生耿直勤懇的老首長從崗位上退下來以後從早到晚衹剩下了吸煙，他坐在桌前一動不動地吸“大重九”。之後他得了癌，現在住在腫瘤醫院。那天晚上的電視像任何一天一樣庸俗，不是廣告就是三等歌星。有的電視新聞也快要成為變相的廣告了，你花錢給記者攝像師請客送禮，他才給你拍。
從老友那兒踏著慘白清冷的月光回來我們就喝茶。就想我們也都老了。就想從前多麼熱情多麼青春多麼憐惜，忽然我說，可惜的是六十年代寫的一部小說稿子丟掉了。你問：“是嗎？”
我向你敘述小說的梗概。你怎麼會忘了呢？寫一個年輕人，在工會辦的圖書館當管理員。有一個姑娘每天晚上到圖書館閱書。有政治書、文學書和技術書。她愛讀的也是他愛讀的。姑娘很美，可能有長長的辮子，有黑的與深不見底卻又映照著世界光亮的眼睛。我已經記不清我是怎?描寫的了，可能寫到了清水潭，反正二十七年以前我的文筆在描寫一個姑娘的肖像的時候肯定比現在強。那時候我精通現實主義，注重細節描寫，叫作“栩栩如生”。用外行內行白癡一起嗡嗡的話說就是那時候的感覺好。後來那些神祕而又細微的感覺就隨著汗水蒸發了。
你問：“後來呢？”
你還跟從前一樣，雖然有白的鬢發。那個姑娘常常對小夥子現出笑容，就像珠海特區賓館的小姐對顧客的笑容一樣。特區小姐微笑得少了就會扣獎金乃至被炒魷魚。她們每笑一次大概可以統計出來，後面有一分還有兩分、人民幣還是港幣的報酬。在工會圖書館讀書的可能留了長辮子的姑娘衹要和小夥子對上目光就會微微一笑，這實在已經算不上現時的我這個作家的審美理想。現時我傾向於認為，美麗的姑娘應該節制自己的微笑，不用虛假的溫柔點綴堅硬的人生。
你說：“別插嘴……”
我很感動，你還能耐心聽我講６０年代初期的並未發生過的往事。
那篇小說並沒有發表出來。因為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新港》的編輯給我寫退稿信說：“因稿擠，尊稿不擬採用了。”我們便又沈默了。
如果從階級鬥爭的旋律來構思這篇小說呢？我會不會寫一篇類似《奪印》的小說呢？小夥子等待姑娘前來研究發現的敵情：有一位圖書館的常客是惡霸地主的後代，他帶來了無線電台還是變天帳？最好姑娘本身就是個特務、間諜，她的微笑是美人計，而小夥子是編外的偵察員……六十年代時興寫“編外”豪傑，寫一個理發師修復了一架飛機，一個售票員醫好了乘客的前列腺炎，一個賣菜大姐發現了一顆行星。
而所有這些都已經過時了。現在人們最愛唱的歌是《一無所有》。沒有圖書，沒有辮子和黑眼珠，也沒有敵情。連特務也沒有了。其實６０年代初期驚魂未定的我的這篇小說稿，
愛的是蘇聯作家安東諾夫、納吉賓的影響。不知道後來的舒克申是不是也這樣寫作。１９８３年鐵凝為了舒克申幾乎對張煒發起火來，在涿縣，因為停電燒不成暖氣，食堂免費招待白酒。初春雖然冷卻很誘人，小夥子在工會圖書館等候一個不為外匯券而微笑的姑娘，當然也是在一個初春的夜，許久以前的事。
現在是不是應該換一個，完全換一個寫法呢？像說的那樣，回到“肉”上去？我問。一個剛剛把自己的爸爸推到糞坑裏的小夥子到圖書館值班，他怒氣沖沖地告訴別人（或在心裏自言自語）：這裏的所有的書都是虛假的錯位的與不存在的，讀了《海明威傳》以後他深感我們都是被騙過了的。小夥子應該向讀者建議，與其讀被閹割的作家的被閹割的小說，不如組織大家每人撒一泡尿釀紅高粱酒。這時沖進來一個紅裙姑娘。不，沖進來一個白衣白裙姑娘。還是蔚藍色的呢？可惜英語裏藍色指的不是幵拓而是憂鬱。這個姑娘一點也不。她進了圖書館就哇哇地嘔吐，吐出了釘書釘吐出了操行鑑定又吐出了王蒙的《青春萬歲》。然後她一躍騎上了書案，撩起裙子往電腦控制的圖書資訊顯示熒光屏上撒了一泡尿。這算不算《傷心咖啡館之歌》的“精致的仿作”？
我問，這樣的作品有沒有超前走向世界的可能呢？
你沒回答。你以為我在昏說。不。人們就是這樣為新的角度新的手法新的思索新的形式而憔悴，然後用他們的小眼睛審視著一切，抱怨目光夠不著的山峰。
這時門鈴響了。門鈴一響我們就惴惴不安，我們難得的無心無悲哀回憶將隨著這一聲門鈴而化為灰燼。不是搶匪，勝似他們，門鈴一響我就四處亂躲，為自己的形體的客觀性而沮喪萬分。一切都是這種不可承受的存在之過招來的。
幸好，衹是收電費。繳完電費順手給了電業局的她一包煙。她太匆忙，沒有時間留下微笑，摩托車哆哆哆地冒著青煙。摩托車在月光下像一衹饑餓的狐狸。我呢，一株荊蒿。
你說，你建議我把六十年代初期未能發表的短篇小說《初春》寫下來，憑記憶盡可能地恢復，然後注明原委。不僅僅是為了紀念，因為你說你喜歡這個故事。
我謝謝你啦。
我說這種蘇聯模式的故事也可以不寫啦。即使寫也不能是老樣子。比如說要寫這個青年在等待，但他也不知道在等待什麼。他兩眼發直，明察秋毫而喪失視力。他本來已經弄到了護照弄到了簽証，他考取了“託福”。他已經花了兩千多（或者再多）美元，但他忽然又不想去了。他問自己，既然阿貓阿狗都在出國都在反思都在更新觀念都在寫信口幵河的小說和更加信口幵河的評論，他得了博士又怎麼樣呢？進入“博士後”又怎麼樣呢？這是一個好問題。英國人就是這樣，你提出一個他感到不好回答的問題，便紳士風度地稱贊你提了個“good
question”“好題兒”，就像電影《金色池塘》裏，孫子罵爺爺“放屁”以後，爺爺說：“good
words”──
“好詞兒”。
那麼還寫不寫姑娘呢？寫姑娘還有什麼新意呢？要不寫個母夜叉？當然不是孫二娘而是服用類固醇的鐵餅冠軍，不。還是寫個剛剛吃了大劑量的鎮靜劑的女子吧，從“小鮑莊”來的。寫來到圖書館以後就站到了期刊架前。她站著，站著。青年愣著，愣著。你和我也都愣著。後來才發現，原來電子石英時鐘停擺了。沒換電池。
我興奮起來，我說這可能是一篇好小說，一篇倍兒“潮”的小說，甚至，這是超第九代的“好詞兒”。
你笑了
我的文學想象的翅膀迅猛?翔，可以是一個個體戶等待一位公關小姐。可以是一衹狗等待一衹貓。可以是一排中程導彈等待拆除。可以是一位港客等待一艘緝私船。可以是一個殺手等待甘乃迪總統。可以是一個瞎了眼的母親等待從台灣歸來的兒子。可以是一個蜘蛛等待一衹蒼蠅。可以是蚊子等待哪怕是美術館畫上的光潤的人體。可以是正等待不等待無等待偽等待……
這時，你打了哈欠。
我說，我還沒有給你講完呢。
你一笑，說：“那就繼續下去呢。”
電話鈴響，通知我明天在第七會議室幵會，進南門。
又一個電話，問泡好了的海參要不要，每斤七塊多錢。小夥子在工會圖書館等著姑娘，他看到許多人，也有熟人。
他很奇怪，為什麼他等的人，就硬是不來，而他沒有等的人來了一個又一個呢？６０年代初期我寫下這句話的時候帶著得意。我說，這種心情是在我等待你的時候體會到的。那天你領了票去懷仁堂看莫斯科歌劇院表演的《葉甫根尼﹒奧涅金》，我等你等了七個小時，我不停地望著窗口，望著東四大街。我說過許多次了。
你輕輕嘆息，目光變得溫存。你告訴我，你收到了鐘秀的信。這對患難夫妻終于離婚了。
即使等到了，也會離婚的嗎？
我不能回答。然而並沒有等到，我說。不，我說錯了，我的舊日的小說的結尾是這樣的：終于那個眼睛黑得像春夜一樣的姑娘來了，同來的還有一個英俊得多的青年，比如說，我的描寫暗示他是一個勞動模範，一個共青團小組長，或者是夜大學的優秀學生。那時我完全相信蘇聯作家協會書記伊薩柯夫斯基的抒情詩裏的姑娘，愛的是佩戴獎章的年輕人。這使我們的圖書館管理員尷尬而且酸楚。他彬彬有禮地為這一對顯然的情侶服務，為他們找出了艾蕪的小說《雨》和巴甫連柯的《幸福》。我的六十年代的小說的結尾是這樣的：
閉館了，人們散去。??（那個管理員，對不起，我已經忘記了他的名字）一個人沿著積雪沒有化凈的林間小路走向宿舍區。他聞到一種衹有初春的夜晚才聞得到的類似酸梨的氣味，他祝福那個姑娘和那個比他好得多的青年。他分辨著天上的明亮的與暗淡的星星。為什麼星星模糊了，難道他已經蒙上了一層淚水？他不好意思地笑了。雪還沒有化盡，綠草已經萌生。他好像看到了那個未來的真正屬于他的姑娘的溫柔的眼睛。那個姑娘還在遠遠的地方等著他呢……
我不能保証這一切都是原文。特別是關於氣味的描寫。我相信那個時候我的聽覺嗅覺都特別好。直到三年以前也還是非常好的。我描寫氣味的文采一定比現在恢復的那兩句話抒情得多。我推敲每一個字的平仄。把６０年代的舊作拿出來，教授和研究生，就會稱道我的“煉句”的功夫了。我讓他們滿意過的。
“而抒情也已經過時了。”你說。
我問是嗎。他們和她們衹是那樣說“過時”罷了。劉索拉對汪曾祺說：“你們這一代人愛得太沈重了，而我們愛得輕松。”汪曾祺問道：“輕松？”我１９８８年６月份在倫敦見到了劉索拉。她說：“我現在衹是一個人。”她說話的樣子不像她宣佈過的那樣輕松。
“後來呢？”你又問。
後來他下放鄉下去了。後來他３０多歲了沒有結婚。後來經人介紹搞了個“對象”。對象，這是哲學，也是生產勞動。他們常吵。不像張賢亮，絆一跤就會碰見溫順的羊羔李秀芝和人間尤物馬纓花。再後來他也就到年齡啦，退休啦，窩囊和牢騷啦，要個“職稱”啦，托人給孫子買一架鋼琴啦……
“然而他總算在一個初春的夜晚等待過。”你說。“這個……請你給我倒一盃酒。最好給你自己也倒一盃。”
你倒了酒，說：“你喝得太多了。”
是太多了。都太多了。所以變得太少了和一無所有了。我便衹把酒盃碰了碰唇邊，讓盃中的酒在房中慢慢消散，放出那澀苦的芳香，讓酒香想念它的主人和它的前生。
然後我們都有一點失眠。
說“有一點”，因為我們不好意思。失眠就像懷舊，以及乾脆還有愛情和文學。早已經過時了。沒有舊可懷的人有福了。他們一定會在個什?《自由談》上寫用不著懷舊的“批評”文字。
１９７９年８９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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