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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在談論漢娜 ·
阿倫特時﹐大都忘不了她和海德格爾那一段情史﹐不少人為這位令人尊敬的女哲學家終生愛戀一個"講臺上的納粹"﹐而深感不值。其實﹐愛情是很私人的灰色地帶﹐是無解之謎﹐與"政治正確"不太有干系。尤其是像漢娜這種情感上具有巨大容量的特殊女性﹐他人的評價大都不足為道。
一般陷入愛中的女人常常昧于是非善惡﹐但漢娜卻不是。長於思考的漢娜﹐對海德格爾失足的錯誤﹐一直就有清醒不妥協的批判。但是﹐女人愛到深處﹐其潛在的母性就不知不覺地摻雜進去了﹐使得愛和憐憫､寬容混合在一起﹐對其所鐘情的對象更為難舍難分。幼年喪父的漢娜﹐成年後也沒有自己的兒女﹐在她的感情世界裏﹐海德格爾不僅僅是博學的導師﹐不僅僅是纏綿的情人､共用思想樂趣的朋友﹐甚至也可能帶有父親和兒子的影子。年輕的漢娜曾經下過決心﹐除了海德格爾不再愛任何人。這個誓言﹐並不因為後來她有了如意郎君､海德格爾失足而完全改變﹐尤其是在海德格爾暮年精神瀕於崩潰的時候﹐漢娜對他的那種"奇特的感情"重又複燃。具有強大愛的能力的女人﹐往往不是愛男人的成功﹐而更哀憐疼愛失意的男人。
在公共領域裏展露個性鋒芒
漢娜對海德格爾的愛情不但不讓人看小她﹐而且還讓人相信﹐無論這個世界發生什麼﹐愛﹐還是可能的。在思想深處﹐漢娜一直有一個不容混淆的劃分﹕純粹的個人領域和可視性的公共領域。在私人領域裏﹐人可以尋找意氣相投的生活圈子﹐可以有自己無怨無悔的愛情﹐他人無權幹預。而在公共領域裏﹐涉及到公共生活﹐人們卻需要交流﹐對這個世界承擔起共同責任。
和愛人及朋友在一起的漢娜﹐經常帶著春天般的微笑﹐熱情爽朗﹐和藹可親。但每當她在公共舞臺上出現﹐便一點也不溫柔敦厚﹐說話拿腔拿調﹐讓人感到一股驕橫之氣﹐因此被人稱為"厚臉皮漢娜"。對於這種指責﹐漢娜自己的解釋是﹕公共舞臺上演著正義與不公的激烈交鋒﹐任何參與者不應該由於不必要的謙遜﹐而收斂自己的鋒芒。為了求得真理﹐人們應該勇敢地主動出擊﹐從而將真正富有意義的交鋒公之於眾。
不但不需要傳統知識分子的"謙遜"﹐漢娜還一反傳統哲學家埋首沈思的習慣﹐提出自己的"行動理論"﹐熱切地關注和參與社會。她經常公開亮相﹐在能被他人看得見和聽得見的地方發表言論。她認為﹐公共場合不應該是人們磨平棱角﹐變得平庸的地方﹐相反﹐恰恰是在登臺亮相的公眾視野裏﹐一個人走出了自我﹐其智慧因得到碰撞而發展﹐更能展現自己的個性鋒芒。
在公共生活領域裏張牙舞爪的漢娜﹐盡管樹敵不少﹐卻是光彩迸發﹐令人炫目。她始終不遺餘力地捍衛正義和自由﹐對現代社會進行批判﹐對極權主義展開透徹的剖析﹐具有非同一般的深度和原創性﹐因而蜚聲世界﹐
觸動猶太人傷疤遭到圍攻
漢娜的學朮研究碩果累累﹐其中不少已經成了世界經典。但重讀她的傳記﹐最令筆者震撼的﹐不是那些高深的學朮理論﹐而是她在面對猶太領導人不光彩的歷史時﹐所表現出來的追問真實､尊重客觀的巨大人格魅力。
作為一個曾經呆過納粹集中營的猶太人﹐漢娜義無反顧地承擔了悲劇性的命運﹐曾宣稱﹕"作為猶太人受到攻擊者﹐必以猶太人身份還擊。"在流亡之前﹐她曾協助猶太組織工作。流亡美國後﹐她擔任過"猶太文化重建委員會"的負責人。這樣的出身和經歷﹐使她在思考極權主義的土壤時﹐有自己獨特的角度和體驗。然而﹐承擔猶太人的命運﹐是否也能直面猶太人不願談及的真相﹖在納粹逞兇時﹐作為受難者的猶太人﹐他們自身的錯誤與問題﹐是否就應該掩蓋和回避﹖
１９６１年以色列審判納粹頭子艾克曼﹐漢娜作為《紐約客》的特派記者﹐飛往耶路撒冷觀察采訪。１９６３年《紐約客》發表了漢娜的系列文章﹐第一篇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篇關於平庸的惡魔的報告》﹐文章中﹐她提出的一個著名觀點是﹕"平庸無奇的惡。"她再次運用極權制度的意識形態性質﹐分析艾希曼這樣一個機器般順從的庸人﹐為什麼會捲入深淵般的罪惡。
漢娜拒絕像其他人那樣將納粹描述為怪物和惡魔﹐這就使得許多猶太人反感﹐覺得他們的苦難因此被放小了。但漢娜還不止這些﹐她進一步論証﹕沒有猶太領袖的積極配合﹐納粹有計劃的大屠殺不可能發展到那麼大的規模﹐因此﹐猶太人對大屠殺所負有的責任並不比他人少。她的文章不但重新審判了艾克曼﹐也審判了歐洲猶太領袖的戰時行為﹐暴露了"整個黑暗歷史中最黑暗的章節"。
從此漢娜不得安寧﹐她觸動了一塊最不能碰的傷疤。在猶太人世界中﹐她的文章掀起了巨大的感情波瀾。人們狂怒起來﹐美國的猶太組織､協會和媒體行動起來﹐集體對付這個口無遮攔的猶太女兒。一場論戰風暴愈演愈烈﹐漢娜被指控為"反猶分子"﹐"納粹的支持者和艾克曼無恥的辯護者"。咒罵聲撲面而來﹕"冷血"､"沒有心肝"､"殘酷而且令人厭惡"。
知識分子純潔政治的典範
筆者驚異於漢娜靈魂的忠直﹐也不由得發問﹕為什麼漢娜不留情面地戳穿本民族的隱秘傷口﹐使得那麼多人心懷怨恨﹐而身陷如此慘重的政治圍剿﹖她本來可以像羅曼羅蘭那樣﹐把對蘇聯的真實認識拖延到五十年之後再發表﹔她也可以內外有別﹐只把猶太領袖與納粹合作的問題做內部討論﹐對外沈默以維護猶太人的聲譽。
盡管為朋友們紛紛離去而痛苦﹐但漢娜從未後悔自己的近似"冷酷"的所為。對她來說﹐不管什麼樣的猶太領袖﹐都沒有不被追問質疑的豁免權。有根有據地提出問題﹐進行尖銳的剖析﹐這是一個真正的哲學家的責任。漢娜天性中的一個基本素質﹐是毫不懼怕真實的勇氣。正直和勇氣使她超越個人的利害﹐去正視歷史真相。她認為納粹的罪行不是一個歷史的偶然﹐因此﹐不願認識真相的民族﹐悲劇還會重演。
漢娜屬于左拉式的歐洲傳統知識分子﹐他們堅持有權超越那些最神聖的集體價值───民族主義的價值﹐永遠獨立思考﹐對社會政治持一種毫不含糊的獨立態度。福柯在論述知識分子的角色時﹐提到知識分子的任務﹕"通過自己專業領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對設定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問﹐動搖人們的心理習慣､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認可的事物﹐重新審查規則和制度﹐在此基礎上重新問題化﹙以此來實現知識分子使命﹚﹐並參與政治意願的形成﹙完成作為一個公民的角色﹚。"
漢娜的丈夫海因利希──一位蘇格拉底式的教授﹐在評價他所鐘愛的妻子說﹕"她如同利斧一樣論及事物。"為什麼天性嫵媚的漢娜﹐要在公共領域這樣生硬而怪異﹖她提出令人難堪和憤怒的問題﹐對抗正統與權力﹐到底所為何來﹖盡管作為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漢娜並無自己的政治企圖﹐但她的言說絕不是毫無目的。她的公開批判﹐實際上是一種新的政治幹預模式﹐是一種以哲學入世的行為。這種幹預﹐能夠產生純潔政治的作用。
遠方的姑娘與"無情的慈悲"
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文化成長背景﹐塑造了漢娜如此光明的人格﹖筆者發現﹐出身於猶太中產階級家庭的漢娜﹐小時候接受的是多元文化的教育﹐並無什麼特異之處。但她在大學時期﹐曾神交了一位叫拉赫爾-瓦倫哈根的女友﹐一個去世了一百多年的志趣相投的猶太姑娘﹐漢娜讀她留下的書信﹐並為她寫作了一本書。從那位女友那裏﹐漢娜學會了"面對自我的毫不遷就與真誠無欺"､"猶如無遮無避地面對風雨"。在海德堡讀書時﹐漢娜遇上一位她敬如父兄般的哲學導師雅斯貝爾斯﹐這位導師教會了原本害羞拘謹的漢娜一種處世之道﹕絕對坦誠﹐盡可能清楚﹐毫無保留地表達自己的思想。
凡事坦誠的漢娜﹐在一封信裏曾經這樣寫到自己﹕"我覺得我就是我﹐那個來自遠方的姑娘。"這句話出自席勒的一首詩歌《來自遠方的姑娘》。漢娜就如同那個"遠方的姑娘"﹐"她的來臨帶給人們喜悅﹐讓所有人的心胸都變得寬廣"﹐"她帶來了鮮花和果子"﹐但是﹐"沒有人知道她來自何方"。
盡管與東方佛教無緣﹐漢娜的"絕對坦誠"﹐卻類似佛教哲學裏的"無情的慈悲"﹐可見東西方精神常有內在的相通。一般人認為﹐慈悲就是親切熱情﹐如"祖母之愛"﹐但西藏大哲人創巴仁波切卻宣稱﹕真正的慈悲﹐從"我"的觀點來看﹐是無情的﹐因為它不考慮"我"的力求自保。真正的慈悲是"狂慧"﹐徹底聰明﹐但也狂放﹐因為它不跟"我"那一心一意求取自身安適的企圖打交道。
"無情的慈悲"基本特點是﹐沒有局限的純粹﹐無畏地敞開﹐沒有對人和藹講話及裝出可愛笑容的必要。這種真慈悲令你童心未泯﹐就像月亮在天空敞開照耀﹐月影則反映在一百個水碗之中﹐它自己並無所圖。在藏傳佛教裏﹐修學者若真的修行"無情的慈悲"﹐他一定要經歷漫長､艱難的過程﹕禪修､研究､突破､發覺自欺和幽默感等。
那個來自遠方的姑娘猶太漢娜﹐她的前世﹐也許是一個東方的修行者。
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１日
《民主中國》2002年8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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