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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特別報導】經濟全球化後，徹底改變了台灣本島的海洋封鎖線，民族與國家的疆界不再像過去般被層層封鎖。因而，在台灣各角落，很容易就可以看到一群「離國出走」的人。其中的外籍新娘與大陸新娘是透過婚姻管道來到台灣。隨著這些特殊移民的增加，正說明台灣在世界角色中的移動，並且已是社會全球化的一部分了。
中國時報6日引述內政部官方資料顯示，兩千年時，每十對結婚人口中，就有一對是和外國人結婚，這還不包括外籍新娘。其中九成以上的外籍新娘是來自東南亞國家，估計人數約在十萬至十五萬之間。而大陸新娘部分，根據陸委會統計，以結婚公證書計算，大陸新娘約是十七萬人，若以實際入境來算，則約是十四萬人。
之所以這樣，是因為經濟的強勢導致台灣社會的集體失憶症；特別是在近廿年中，台灣因外銷出口導向締造高經濟成長率後，約在八○年代，台灣的地位從邊陲位置進入半邊陲，並在亞太強勢的經濟驅力下，與東南亞國家互動頻繁，不但台商增加在東南亞的投資，同時間也開始剝削東南亞較低度開發國家的勞力。
台灣境內因此出現許多外籍新娘，形成經濟全球化下異國通婚現象，這與過去的郵購新娘現象並不相同。當時一些台灣工廠開始南向到東南亞各國，那時也提供無法結婚的男子到東南亞去。夏曉鵑同時發現，現在娶外籍新娘的並非老人，反而是中壯代，這些失婚男子都是跟著台灣經濟起飛成長的。但當台資出走後，對台灣的農工階級打擊很大，使得農村人口和工人除了經濟問題外，更面臨現實的婚姻問題。
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副教授唐文慧在進行越南新娘研究時，就直接定義外籍新娘並非國內議題，而是一個全球化現象。她指出，台商到越南先是帶動了兩地航線，世界的空間因此變小，時間也壓縮使距離縮短後，台商所帶入的經濟改變開始帶動人心的改變，這些都符合全球化的特徵。
在東南亞諸國中，越南的開放其實最晚。台灣官方在一九八九年解除對越南直接貿易的限制，雙邊開始直航，也開始改變兩地的社會關係。一九九四年台灣政府開始積極推動南向政策，第二年越南新娘就有了近五倍的成長，越南人民和台灣人民往來更密切，但台灣仍居於經濟優勢的一方。
唐文慧說，幾個國家相比，越南最為貧窮，於是在國界打開後，越南新娘到台灣比例大大增加，並已成為外籍新娘中的最多數。從外交部所核發的簽證統計發現，一九九四年以前，外籍新娘很多來自菲律賓，印尼新娘在一九九五年前比例最高，但一九九六年後越南新娘開始呈合數成長，一九九八年後雖有些回穩，現在人數仍在增加中。
全球化後增加了流動，讓一個人容易離國出走，而缺籌碼的女性更容易以結婚的方式選擇離開。早期菲律賓、泰國都是以觀光簽證零星來台。到八○年代末與九○年初，台灣男子如果想娶外籍新娘要親自過去，於是有了仲介業的產生。九○年代起外籍新娘以印尼籍最多，九五年越南開放後，越南新娘人數就超過印尼，也開始有人到柬埔寨。
美濃媳婦科淑雅正是來自柬埔寨金邊，科淑雅還記得國內的進口貨物很便宜，但整體經濟卻非常蕭條，就連在政府單位內做事，必須工作五十天才領到一個月薪水，而月薪則是台幣五百元不到。科淑雅說，她受不了這個國家，一直想離開，當有人介紹她來台灣時，她想反正國家很亂，留在國內也不可能成功，在認識台灣先生九天後就同意來台灣了。
同樣是美濃媳婦的蘇英是世居印尼的華僑後裔，她在廿二歲時就同意嫁給大她十四歲的先生，認識第三天就訂婚了。蘇英說，四年多前印尼發生暴動，街上不斷有人放火，加上印尼排華問題嚴重，因此她個人想離開的成分很濃。
在外籍新娘來台人數增加的九○年代，大陸女子來台人數也幾乎是節節上升。大陸新娘的大量產生則與中國市場開放有極大關聯。磁吸效應讓中國市場吸引全世界的外資進來，因為市場需要的勞工量極大，對傳統農村造成擠壓，農民被迫脫離土地，造成用之不竭的勞動力，全世界的價格因此被迫壓低，連帶台灣經濟也受到大幅影響。
東海大學社會系副教授趙彥寧提到，大陸新娘的產生背景絕不能忽視中國的改革開放，以致盲流等大量農村人口釋出在外找工作。趙彥寧說，十年內的大陸新娘可以分成兩種；一是來自農村人口，這類女性以二婚、三婚方式嫁給老榮民的居多。她們與台灣人結婚，明顯是為了經濟的目的，希望能有更多的生活保障，但又不可能有機會嫁給外國人，於是便來到台灣。
但大致而言，這些婚姻的情感基礎都相當薄弱，大陸新娘在大陸時多是下崗工人，與老榮民結婚的主要動機在於改善家中的經濟條件。如果把到都市找工作的農村人口按省分排列，便發現來自河南、安徽與四川等到都市找工作者，與大陸新娘的來源地極相似。
另一種大陸新娘則是學歷較高的年輕女性，她們與台灣先生多半是因自由戀愛而結婚，但心理上仍有一股很重要的驅力，即對「現代化的想像」。趙彥寧認為全世界不分都市或農村，都受到傳播媒體極大的影響，也造成對其他社會「他者」各式各樣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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