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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胡權力和平轉移，是中國當代史的大事。中共已漸從革命政黨移向制度化執政黨，終結剛性、人治、任意性的政治風格，走向柔軟和法治。胡錦濤的歷史任務是進行「國家重建」世紀工程。
江澤民在中共中央第十六屆四中全會上，宣告辭去軍委主席職位。從此之後，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可以黨政軍全權到位，一個新的「胡錦濤時代」正式開始。
無論外傳的說詞如何，江澤民這次能在四中全會上辭去軍委主席，不再繼續扮演「監國」角色，都是值得稱讚的抉擇。他的辭卸沒有超過鄧小平的紀錄，在他的手上完成了權力的順利移轉，是中國當代史上的一件大事。
因此，我們對江澤民仍願多作肯定。他於一九八九年動盪之際臨危受命，只帶著秘書曾慶紅和警衛隊長奔赴北京。在過去十五年裡，他致力於脫離外交上的困阨，大幅度的推動經濟發展，漫漫十五年，中國面目為之改觀。這是無論政治立場為何，都不能抹煞的功勞。
然而，江澤民辭卸軍委主席，結束了兩年來的雙頭馬車制，這雖是四中全會上的大事，但它的重要性遠遠不及這次會議所揭櫫的中共黨精神之改變，以及中央軍委的調整，因為這兩件事都是「胡錦濤時代」的重要表徵。
首先就黨精神改變這一點而論。中共自革命建國迄今，在屬性上始終為一個學理上的「革命政黨」。但隨著持續的經濟發展與改革開放，加上在和世界接軌之後，過去的那種屬性自然必須有所調整。在這次四中全會上，提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新態度，並以「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為新的認知，同時也持續鄧小平「以經建為中心」的發展觀念，俾達到「執政興國」之目標。對於這些新態度、新認知、新目標，我們不要輕易的認為這只是一種語言文字遊戲，從這些，我們已看到中共黨體質改變的重要訊號。這乃是中共建黨八十三年以來最大的一次變化，它已從「革命政黨」往「制度化政治下的執政黨」這個方向過渡。
因此，四中全會有關政黨精神和內在體質調整的這個部分，乃是特別值得注意的重點。這是中共替自己建造新的合理性之開始﹔它也意謂著，根據這種新的合理性，在往後很長一段時間裡，它必然要啟動更多新的，而且是更深刻的改革。可以預期的內容將有現代文官制度的建立、技術官僚階層的興起、憲政和細部法治的改革、國民素質的提升和公民權的擴大等。這些事情每一項都是艱鉅無比的重大工程，它都很難一蹴而及。
對於中共以「執政興國」來自我期許，並往制度化方向移動。在概念上，這是一種終結過去那種剛性、人治、任意性的政治風格，走往柔軟、法治、合理這種政治現代性的新方向。而從現實角度來看，則意謂著過去那種「摸著石頭過河」的時代必須結束，中國的發展若要持續，已非開闢康莊大道不可。在胡錦濤執政的這段期間，我們已發現到過去成長所付出的代價正在表面化，這些問題計有官僚能力已不符當今的需要，整個制度已不能跟日益複雜的新現狀配合，當然更別說貪腐嚴重，城鄉及貧富差距擴大，基礎設施也嚴重不足的問題了。中國若不能深化改革，提高執政能力和效率，很快就會到達成長高原期。這也是我們在迎接「胡錦濤時代」的此刻，不得不為「胡錦濤時代」捏把冷汗的原因。「胡錦濤時代」所面對的問題之大，將冠於從前，他必須做的，乃是再一次的「國家重建」世紀工程﹗
而這次四中全會，另一項重點則是中央軍委會的調整。除了胡錦濤出任軍委主席外，還增加一名副主席，以及擴大成員，將濟南軍區、海空軍及二砲導彈部門的司令員納入。
軍委會調整的重要意義是，在體制上，它相當程度的模仿了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的架構，也顯示出隨著中國的成長和角色擴大，經濟和政治必須加速深化改革外，國防軍事部門也同樣。四中全會閉幕後，第二天軍委會立即召開了擴大會議，江胡都作了重要談話，這已可看出，在「胡錦濤時代」，他也體會到除了中國內部問題外，周邊和國際等外在威脅也日增。最近，中國開發並試射與美國戰斧巡弋飛彈同級的「東海十型」長程飛彈，強化「鷹擎六四」中程導彈，開發攻擊型遙控無人駕駛機，軍事的迫切感已極明顯。
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閉幕，江澤民全退，「胡錦濤時代」到來，這當然是中國權力上的大事。但我們也必須知道，這意謂著對胡的挑戰也即將開始。就國內而言，他必須以極大能力來克服當今每個領域都已出現了的瓶頸，而更嚴峻的，乃是國際上經常會公開對一個新任領導人作出各種挑釁動作來摸索及探測風向。在這個胡錦濤全權到位的時刻，這方面的挑釁和試探也必然出現。如何因應內外情勢的變化，而不從深化改革的道路退卻，胡錦濤在得到了權力的榮耀之際，他所擔負的責任，恐怕也將是空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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