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到美國時，我天真爛漫地把每一個在校園裡遇到的中國人當成自己人，滿腔熱情地微笑點頭、行注目禮。他們的反應卻非常冷漠，那種拒人於千裡之外的目光令我不寒而栗。似乎是在說：“哼！隻有我才可以到美國來的，你怎麼也來了？”在社交場合(美國教會的聚餐會、國際學生聯歡會等)遇到中國人，由於有主人而且是美國在場，他們對我也都客客氣氣。向他們請教在美國謀生、找獎學金的經驗與訣竅，
一百個裡有九十九個王顧左右而言他，同時用充滿警惕與防范的目光看著我。偶爾有個把用“過來人”的口氣，教訓我要吃大苦耐大勞，不要指望再有國內的大鍋飯，那已經是最熱忱的幫助了。我在國內教過中國現當代文學，自然要去同正在攻讀中國現當代文學碩士的中國留學生攀談。不料她對我諱莫如深、嚴若冰霜，堅決拒絕告訴我她的美國導師的姓名----雖然這是徒勞的，我可以輕而易舉地從學校的手冊上查到，也可以向美國學生打聽。
我後來才明白，在美國的中國人最恨中國人，特別是同類同行。因為美國人能為中國人提供的資助、機會與同情都是有限的(那時美國尚未掀起排華浪潮)，多一個中國人就多一個競爭對手。與此同時，在美國的中國人又離不開中國人，他們既需要與中國人互相幫忙，又需要和中國人一起尋歡作樂、慰籍鄉愁。美國人畢竟不會同中國人推心置腹、同心同德，尤其是像如何挖空心思省錢、少報稅、鑽美國人的空子、佔美國政府的便宜之類的事，絕對不可能同中國人合作。與此同時，美國人喜歡的話題(例如橄欖球賽)、遊戲(例如荒山野營)、娛樂(例如搖滾樂)與食品(例如漢堡包)中國人往往不喜歡，反過來也一樣，大多數美國人對中文影視與流行歌曲、中國政局與社會動向、中國食品與麻將氣功之類毫無興趣。於是在美國的中國人就採取一種特殊策略：隻同少數有用的----至少對自己無害的----氣味相投的中國人交朋友，抱作一團，對大多數同胞不理不睬、漠不關心、敬而遠之。
“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原是中國古訓。有一次我到西雅圖的中國城去採購，那個超級市場的停車場建在一片斜坡上，恰恰天又下起了小雨。當我推著裝有五十磅米與許多副食的小車走下斜坡時，小車就滑動起來，往一邊傾斜，隨時可能翻倒。當時斜坡上有許多採購者，幾乎全部是華人，他們都停下來，看著我哈哈大笑，卻沒有一個人上來幫忙。這時不知從那裡冒出一個中年白人男子，飛快地朝我沖來，迅速掌住我的小車，穩穩地將其護送到我的汽車旁，直到我打開後車廂， 把東西全部裝進去，才離開。
前幾年在紐約的中國城發生了一件駭人聽聞的事情。有兩個拉美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向一對中國老人尋舋，對後者拳打腳踢。圍觀者人山人海，全部是華人，卻沒有一個人挺身而出，也沒有一個人報告警察，事後也沒有一個人願意到法庭作証。
中國人缺乏社會公德是舉世聞名、有目共睹的，隻要走進北美任何一個中國城(紐約、舊金山、洛杉磯、西雅圖、波士頓、溫哥華、多倫多等等)，就會發現那裡的環境衛生遠遠低於與之隻有一街之隔的主流社會的街區與商店，也比日裔、韓裔的商店與街區臟得多。許多中國人把隨地吐痰、亂扔垃圾與不守秩序的習慣也帶到北美來了。西雅圖市長每年都要號召居民舉行一次義務勞動----打掃街道。自願去中國城打掃的絕大多數是住在中國城外的白人，而且年年如此，該市華人對此已經習以為常、心安理得。中國人還喜歡在公共場合(公車、地鐵、商店、大街等)高聲談笑，在禁止吃東西的地方吃東西，在坐滿客人的地鐵裡張開中文報紙，把左右乘客的臉都遮住。夏威夷有家台灣人開的高級旅館，店主不敢在台灣做廣告，生怕台灣遊客去得多了，白人遊客就會逃走。中國人如此不知趣，難怪美加兩國白人會掀起排華浪潮。
中國人好窩裡鬥也是出了名的，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自相殘殺與海外民運人士的激烈內鬥就不必說了。美國的日裔、韓裔競選政府要職，本族裔人士齊心協力，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惟有華人互相嫉妒，互相拆台。1993年華裔政治家胡紹基同一個白人競選洛杉磯市長。初選已佔上風，隻因未過半數，必需復選。在這關鍵時刻，兩個當地的華裔名流在電視台演講，指責胡紹基，致使他功敗垂成。那裡有選舉權的華人還是老華人與台灣移民居多，可見窩裡鬥也是全球中國人的本性，與所謂的共產鬥爭哲學沒有直接關系。(請不要用駱家輝1996年當選華盛頓州州長與吳振偉1998年當選奧勒崗州聯邦眾議員來反駁我，他們靠的是主流社會的支持。華州與奧州有選舉權的華人很少，力量微不足道。)
在美國的中國人數量雖少，其社團組織的數量卻驚人的多。每個大學裡都有四個中國學生會，分屬於大陸人、台灣人、香港人與出生在美國的華裔。中國城裡就更為復雜，除了上述分野外，台灣人中還有統獨之分，老華人中則有祖籍之分(祖先來自潮州的、台山的、溫州的，如此等等)，來自印度支那的華僑也要獨立門戶。大家各搞各的活動，彼此互不來往，有時還針鋒相對，例如大陸人慶“十一”，台灣人慶“雙十”。一百年前就有人說中國人是一盤散沙，至今似乎還是如此，豈不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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