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中共總書記江澤民近來喜歡用“體制創新”(或理論創新)一詞，北京政治觀察家對多維社說，這個術語是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的代名詞，也是江澤民試圖為第四代接班人定下的理論基調。
不論江澤民是否繼續保留軍委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的位置，一年多後他都必須退到政治舞台幕後。北京觀察家說，不論江澤民是否繼續保留軍委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的位置，一年多後他都必須退到政治舞台幕後，所以他急於在理論上奠定自己的地位，但是無論是“三講”還是“三個代表”，或者是新近提出的“以德治國”，都得不到國內外熱烈的回應，以致於江澤民遲遲不敢推出《江澤民文選》。
消息人士說，江澤民最早公開說到“體制創新”一詞，是去年六月他在視察西北地區提出來的。但是這個詞更早見於一九九六年明鏡出版的《江澤民面臨挑戰》一書，該書作者為王紹光、何頻、吳國光、高新、秦齊，據說該書被江澤民幕僚整理成報告交給江澤民。
之所以江澤民用“理論創新”而不直接用“政治體制改革”一詞，北京觀察家認為是為了減少振蕩。江澤民等人顯然意識到政治體制已經到了“不改即亂”地步，但是由於沉積的問題太多，包括還有“六四”問題的解決，江擔心太明确的信號會引發异見政治勢力崛起，並迅速衝擊到中共的統治地位。
觀察家認為，中共又進入了一個新老交替的政治波動期，無論是毛澤東時代還是鄧小平時期，圍繞接班人的問題都引起了激烈的權力斗爭，甚至全國陷入動蕩，文化大革命、林彪事件、“四人幫”事件、胡耀邦下台和“六四事件”，很大程度上是權力交接缺乏正常的制度依托所引發的。江澤民曾經試圖在任上建立一個“選拔接班人”的“制度”，後來無疾而終的根本原因是江澤民和毛澤東、鄧小平一樣，企圖扮演政治運作上最終裁決人的角色。
消息人士說，江澤民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中紀委第五次會議和今年二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這次會議主要針對法輪功和《中國六四真相》)上，明确將反腐敗問題和中共執政地位聯系起來，並承認腐敗與政治體制有關，必須通過“體制創新”來鏟除腐敗，保障中共的執政地位不致動搖。江澤民說，“中國歷史上一個個不可一世的大帝國的崩潰，當今世界上一些長期執政的政黨的下台都與人心相背的變化有很大關係。”
江澤民的一位幕僚則說得更直接，“現在腐敗是一個全黨全社會的結構性問題，已經惡化倒阻止政治體制改革進行，最終可能將社會推向'同歸於盡'的大混亂”。
江澤民最早公開說到“體制創新”一詞，是去年六月他在視察西北地區提出來的。但是這個詞更早見於一九九六年明鏡出版的《江澤民面臨挑戰》一書，該書作者為王紹光、何頻、吳國光、高新、秦齊，據說該書被江澤民幕僚整理成報告交給江澤民
但是制度怎樣創新？仍然是一個抽象的口號。北京政治觀察家對多維社說，曾慶紅(中組部長)提出的“擴大黨內民主”(幹部人事制度改革)和潘岳(國家體制改革辦公室副主任、胡錦濤共青團系)提出的“政治現代化改革”，都在中共最高層受到重視，在海外卻遭到自由派學者的批評，認為曾慶紅改的是中共自己的家務事，而潘岳更是中共利益的維護者，只不過是假政改為名給中共找出路。
政治觀察家認為，無論如何，政治體制改革和重新評价六四事件是中共新一代(第四代)領導人難以迴避的問題，也是最能調動社會資源之所在，當然風險也极高。江澤民提出“制度創新”和《中國六四真相》的出版，可以視為將引發重大變革的信號，可以預見，中國理論界將出現一系列為中共第四代接班而作的理論文章，但是這些理論文章出於不同派系，可能引發激烈論爭，鹿死誰手目前則難以定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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