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人文歷史上﹐有不少的先賢哲士﹐他們著書立說﹐為中華民族啟發了悠久的文化傳統﹐在這些哲人之中﹐最受人敬仰的﹐可能是孔子､孟子和曾子。
提起孔子﹐是我們最熟知的教育家﹐我們尊他為萬世師表﹐國內到處有孔子廟﹐孔子像。臺北市新公園中﹐也有一孔子像﹐希望不會受時局的變遷而遭毀棄。孔子著有“論語”一書﹐為大學中研究國學的重要讀物。以今日的觀點來肯定孔子﹐他不但是教育家﹐文學家﹐也是一理論家。
孟子﹐他的名氣沒有孔子那麼大﹐但他卻有超人的遠見﹐給予治人的王者一重要方策﹐在他所著的“孟子”一書中﹐他提到去訪問梁惠王時﹐忠告他為什麼只注重於謀略獲利﹐應該尋求仁和義﹐以對待人民而治國﹐可見孟子是一有遠見的政治家和哲學家。
孔孟學說﹐樹立我國以禮儀之邦而自豪。抗戰末期在昆明﹐一位有盛名的北大教授﹐好像是姓吳的（忘其大名）﹐受到那時紅色威脅和利誘﹐對孔孟學說予以歪曲的評擊﹐以附和中共鼓吹文化革命的前奏曲﹐引起一頗大的反應而消聲了。
曾子呢﹖他沒有孔子和孟子那樣的大名﹐筆者未有讀過曾子的著作﹐但他卻給後人立下了一對人處世的千古不渝的原則﹕“日必三省吾身”。他每天必須反省或檢討三件對人處世的行徑。“與人交而不信乎﹖對人言而不實乎﹖為人謀而不忠乎﹖”（見附注）定下了人與人之間交遊﹐言論和謀事的最高原則。或許曾子是唯一的哲人中給予後人一啟示﹐如何地去“修身”﹐進而能夠成就“齊家” ﹐而達到了“治國”“平天下”的最終目的。
交而不信乎﹖－－人﹐是好集群而求生存的動物。不管是什麼動機﹐人與人交往是必然的事﹐有的是交遊以溝通情感﹔有的是交易去適應有無的需求﹔有的成群結社﹐以促進某種的共同目標。要達到這些目的﹐人與人間必須有相互間的誠實和信用﹐而不能有任何程度的懷疑和欺騙。 “誠之所至﹐金石為開” ﹐這句名言是勸告大家只要有誠實的動機﹐任何的困難﹐都可以解決的。人﹐不可否認的是一自私的動物﹐以自己本身的利害為第一考慮的要素﹐大概曾子也看到這一點﹐他要自己克制自己﹐警告自己要信實待人﹗
言而不實乎﹖－－人與其他動物最大的不同是在於口和舌﹐人的口會說話﹐會說出動聽的言詞來取悅他人﹐也會說出一大套假正經的闊論來騙取聽眾的信賴。我們聽過京劇﹐演那些豪傑壯士的人﹐常常有“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和“一諾千金”等詞句﹐這表示當年古人對於口說的話說非常慎重﹐絕不肯胡言亂語。
很巧妙的﹐人也有一雙善觀氣色的眼睛﹐會看風轉舵﹐在“好漢不吃眼前虧”的原則下﹐口舌也會順水行舟地去迎合時勢﹐附和大眾。我們都參加過酒席宴會﹐來歡迎一些貴賓顯吏﹐在酒酣飯飽之後﹐他高談闊論﹐或在電視新聞上﹐前言不對後語﹐顧左右而言它。講的人﹐毫不知羞或喪色﹐聽的人﹐心裡明白﹐有的嗤之以鼻﹐有的一笑了之。言而不實﹐以現在的語氣﹐就是“說謊”﹐在今日的社會上﹐說謊是一常見的事﹐有的說謊﹐是使自己覺得好過。有的說謊﹐在使別人覺得快樂。就像普通的演講﹐使聽眾笑口常開。另一種的說謊﹐是在掩蓋自己的過失﹐以騙取他人的同情和信任。若是曾子生在今日的社會﹐謊言天天有﹐他大概只有掩著耳朵過日子了﹗
謀而不忠乎﹖－－曾子﹐他可能在當年的王朝中﹐任了一個官職﹐相當於謀士的高位﹐參預與國計民生有關政策的商討﹐在一群謀士之中﹐可能有一些因私利的原故﹐而影響對謀策的成敗﹐曾子可能在忠言逆耳的情況下﹐遭受數次的挫折﹐故立下了這處理事務的原則﹐以策勵自己不能同污合流。
我們都讀過三國誌這部書﹐那時有兩個敵對的謀士﹐一是東吳的周瑜﹐另一是蜀漢的諸葛亮。周瑜的謀策都敗於諸葛亮﹐於火燒赤壁大敗後﹐周瑜嘆了一口氣﹐有“既生瑜﹐何生亮”的自悲感。諸葛亮在他的“出師表”中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己”來表達他忠於謀國的心念﹐或許周瑜與諸葛亮只是兩位傑出比較廣聞於後世的忠於謀國之仕。
前後相隔兩千多年（﹖）﹐在今天的社會中﹐來重提曾子的“三省”﹐似乎有些不合時勢﹐中西的觀念﹐亦不相同。西方聖經中的“十誡”是他們個人道德的準繩﹐但違戒的信徒﹐有的是教會中的重要人物﹐有的是政界中首要﹐仍然手帶聖經﹐進出教堂﹐依然故我。“十誡”也有了一千多年的歷史﹐仍被認為私人對人對事的原則﹐曾子的“三省”﹐是自己行為上的檢點﹐出於自我。在今日不安的社會情況﹐若果每個人﹐都能夠冷靜下來﹐以“三省”來規律自己﹐將會有什麼結果﹖
附注﹕與原文或略有不符之處﹐但其原意仍有其真實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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