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者如是說 

               陳文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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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消失在自由主義殞落的年代,也出生於自由主義狂飆的年代。 
最後一次告誡報社的同仁,面對國安秘密帳戶,「要勇敢」。余先生為自己九十三年的生命,還是悄悄的下了標題。不等他人出手,像往常,余先生坐在明顯老舊的編輯台前,望著躺在病床上凹陷兩頰的病人,罩著氧氣蓋,勉強大口大口地呼吸著。揮了揮手,顯然不滿意太多的贅語細節,就這麼走了。要走也得為自己留點東西。人生如此長,卻也活的如此接近。無論吃喝拉屎,土地怎麼變,大江南北,穿著軍服,打著領帶,拄著柺杖;知識分子的身影,余先生說,「這絕不能變」。 
「自由主義」,你在哪裡?上世紀,近一百年前,孕育報人余紀忠,知識分子胡適,詩人徐志摩的浪潮,在哪裡?「自由主義」竟像個香袋,很輕又很重。輕地在中國史與台灣史中,主導不了任何一個時局的轉變;重地卻又緊實地靠在余先生及某些人的胸膛間,纏著一生,至死不能忘。 
他九十三歲,早該交棒了,交出去給一個只能緬懷他的年代。如今,即使是腦筋最清醒的人,也只得屈從於神話的製造,無論政治或商業的神話。 
余先生老愛回憶初至南京的少年,不能分辨十字路口的紅綠燈,後來如何搭著船,到英國尋找費邊社的影子。回到中國東北,某些記憶開始成為純粹的想像,年輕時所嚮往的「完美的時代」,存在於更模糊更遙遠的角落,逐漸褪了,從東北到江南到台灣,從蔣家到李總統到陳總統,自由主義一步一步地遠離,終於褪了。 
走時,老先生只想再留一句話,「要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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