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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時代不朽的傳奇

　編者按：一代報人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先生，與世長辭。余先生一生的事功，包羅廣泛，影響深遠。惟一直未有完整的傳記，中國時報資深記者張慧英小姐，於今年初撰就《提筆為時代──余紀忠》一書，側寫余先生逾半世紀的辦報過程，記錄他不僅是位捍衛言論自由的報人，主張民主改革的推手，並以宏觀視野，緊緊掌握時代脈動，兼具中國心與台灣情。值茲余先生辭世，特摘錄轉載書中重要片段，既為時代見證，亦示追悼之意。 

　台北市的大理街，尋常的巷弄，尋常的忙碌中，默默佇立著一則高大的傳奇。 
　巍峨如山的，是中時報系參差起落的數棟大樓。同樣巍峨如山的，是一手創辦時報王國的大家長余紀忠。在台灣，余紀忠與時報，是同一則傳奇。 
　外界對他的認識，是中時報系的領導人，從無到有一手打造整個時報集團的傑出報業家，也是積極關心時局、深具影響力的社會領袖。員工對他的認識，是位工作一絲不苟全心投入、但也對下屬親切和藹的大家長。不過，他自認自己只是個辦報的文人，一切所言、所為、所付出、所堅持，都是一個報人理所當然應盡的職責。但他的才智、靈活、格局、魄力，卻又絕對不是一般人所當然擁有，他的成功亦然。 
如山堅毅，從無到有疾筆諍言敢向強權說不 
　其實，在一介報人的溫文風範下，他也是個鬥士，一個永遠奮戰到底、絕不低頭認輸的鬥士。他的血液中有濃厚的戰鬥因子，愈艱難的戰況，愈會激起他的鬥志；愈不可能的挑戰，愈能燃起他的生命火花。無論是對事業、對競爭敵手，還是對病魔、對人生。 
　余紀忠工作時的勤奮、執著與敬業，少有人能比得上。他的形貌映照在台灣半世紀來的成長點滴中，身影貫穿於整個時代推進的軌跡，他的性格、理念、決斷與堅持，在多少歷史關口留下了印記。這一切，全不是任何財勢所能交換，持著時報這枝筆，余紀忠與時代相互書寫，讓一份偉大報紙在歷史留下永不泯滅的銘鑄，也為斯土斯民的成長茁壯，記下永久傳誦的故事。 
　關鍵的人物，當關鍵的時刻，可以產生關鍵的影響，但這樣的人物何其罕見。在時代、台灣與時報的交相互動中，余紀忠個人的諸多特質，包括他對新聞自由的堅持、對民主理念的服膺、對世界及時代變化的掌握、對民族認同的堅持及對台灣本土的關懷，均與時代的進程、台灣的發展相互呼應，在半個多世紀來的許許多多事件中，不斷在關鍵時刻發揮強大的驅動力量，而一步步累積成為歷史的軌跡。謂之為傳奇，毫無誇張。 
　回溯創辦《徵信新聞》時，余紀忠曾向讀者宣示：「辦報最高的原則，就是要在任何關鍵時刻，發揮無私無懼的報人本色，為時代作見證，為歷史留紀錄。」往後的每一天，他都不曾或忘自己對讀者的承諾。五十年後，在編輯部看稿到深夜的余紀忠，仍然和五十年前枕著機器運轉聲入眠時一樣，為工作嘔心瀝血、鞠躬盡瘁，從滿頭青絲到白髮如霜，為時報付出一切，用整個生命來澆灌時報。 
　民國四十七年的四月，行政院祕密提請立法院修改出版法，賦予行政機關不經司法程序即可處分報刊。這是任何民主國家所不敢想像的鐵腕手段。《徵信新聞》除了表達民營報紙反對修改出版法的共同立場外，也接連發表了多篇社論，鄭重宣示余紀忠捍衛新聞自由的堅定立場。思慮周密的余紀忠不是魯莽的個人，但對於真正值得維護的理念，他也有不畏權勢的底線。在當時凝肅的白色恐怖氣氛中，這種大聲向強權說不的勇氣與意志，遠遠超過數十年後民主時代之想像。 
　在總結的一篇《出版法修正案通過感言》社論中，他強調：「忝為報人，不問環境如何，不能改變初衷，放棄言責。」「立法而有喜怒哀樂的成分存於其間，或以偏概全，或刑逾其分，是皆不足以取信於民的。」最後更沉痛地指出：「倘使執法之吏，輕重由心，予取予奪，報紙成為一定型式，報人都成為緘口金人，國無諍臣，官無諍友，民無諍言，那我們將不得不為國事前途致其慨嘆了。」 
　為了捍衛新聞自由，他如同一擎天巨樹，數十年來，為時報的記者、主筆、編輯乃至主管遮擋了不知多少的風風雨雨，讓員工可以心無罣礙地盡情發揮。不過，在提供充分的自由空間之外，相對地，他也嚴格要求報紙的高品質，強調報導必須客觀翔實，評論必須深刻公正，才能履行時報對社會的職責，也才能真正發揮新聞自由的價值。 
　民國七十一年五月，警總決定對政論家陶百川展開圍剿。這項圖謀曝光後，高層全面封鎖新聞，禁止任何媒體進行報導。但即使壓力重若千鈞，余紀忠也毫不屈服，斷然吩咐同仁拒接施壓電話。次日的中國時報，獨家披露了文字獄吏意圖抹黑清流的陰謀，引起輿論譁然、社會震動，警總狼狽不堪，圍剿計畫也只能不了了之。 
　廣受海內外敬重的政論家柏楊，民國六十六年結束政治犯生涯後，雖然重獲自由，但處處碰壁。余紀忠拉這位老友一把，中國時報當時舉辦了一場讀者和作者的聯誼會，特別邀請了柏楊。余紀忠致詞時，第一句話就是：「我們這次聚會，最重要的意義是歡迎柏楊歸隊！」這便啟動了柏楊人生中的一個重要轉折，多年後，他仍歷歷在目，為余紀忠溫暖的援手感動不已。 
如松擎天，捍衛自由三階段推動民主改革 
　見證過二十世紀的興衰起落，健步跨入二十一世紀的余紀忠，既能真正了解民主的崇高價值，也對時勢有敏銳的洞見。他知道，民主、自由、人權雖然是符合全民利益的終極目標，但欲速則不達，目標的實現必須得到時代潮流與民意趨向的呼應，才能水到渠成。因此，最正確的道路，是順應時勢的節奏、按部就班地扶持民主穩健發展。 
　在審慎的步驟下，他對民主政治的推動，是分有不同階段的。第一個階段是在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後。當時江山易色不久，人心惶惶，當局咸有「退此一步即無死所」的悲壯覺悟。所以，那時最 
重要的，是把國家好好安頓下來，團結民心，激勵士氣，積極發展經濟，改善教育民生，並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在對抗共產極權的最後據點上，台灣必須先確保生存，累積國本，才能進一步維護及開創未來。 
　第二個階段，則是在台灣國民所得逐步增加，教育水準因民國五十七年起實施的九年義務教育而提高，中產階級興起，與國外接觸交流漸形頻繁，於是他將重點放在致力於民主政治催生。 
　第三個階段，則是在蔣經國逝世之後，促成權力傳承之順利及族群和諧，並在民主改革加速推動之際，維護健全的憲政體制，力阻濫權擴權與黑金政治。 
　民主的政治氣候從來不會一夕成熟，從《徵信新聞》到《徵信新聞報》再到《中國時報》，余紀忠不斷選擇適當的機會，呼籲政府尊重民主原則，往民主之路持續邁進。民國四十九年發生了「自由中國」案，雷震被捕三天後，社論就鏗鏘有力地指出：「言論自由應受保障，凡對政府之批評責備，祇須顧及內外情勢及保持國本之一念，殆無不可言者，然若捨此而不問，則即使並無不可告人之動機，亦將生於其心，害於其事，結果徒自陷於進退維谷之地。」 
　對於動戡體制及萬年國會，余紀忠更走在時代前方，不斷藉中國時報社論，對解嚴及國會改選提出呼籲，也持續傳播民主自由人權觀念，逐漸累積成民主化日後沛然大開的能量。 
　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十日的美麗島事件，是開本土反對運動先河的重要里程碑。中國時報詳細報導了事件過程，並於社論《請全國同胞珍惜這三十年來建設的家園》呼籲冷靜理性，安定人心。更重要的是，美麗島大審進行時，時報還以大篇幅的版面，完整披露法庭訊問及答辯的過程，以及相關被告及辯護律師侃侃而談的說辭，留下了忠實的歷史紀錄。對台灣，那是一次民主的震撼教育，甚至是許多人的民主啟蒙，而余紀忠功不可沒。 
　民國七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黨外人士在圓山飯店宣布組成民主進步黨，令執政當局亂了手腳。那天晚上，黨政單位通知所有媒體負責人，嚴厲要求封鎖這條新聞。所有媒體都讓步了──除了余紀忠。不論當局透過多少管道、動員那些人士前來勸說，余紀忠審度再三，終究沒有動搖。第二天，全台灣數十家媒體，獨獨只有一家報紙刊出了民進黨成立的新聞，那就是中國時報。本土政治運動揚起了旗幟，反對黨出現，台灣自此進入政黨政治的新時代。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擋這個由余紀忠護送達陣的新紀元。 
　余紀忠推動民主政治的第三階段，則始自蔣經國總統逝世後。那次的權力傳承是我國民主發展史的一個重要關鍵，在這個關鍵時刻發揮關鍵力量的，便是余紀忠。自此開始，余紀忠推動民主政治的重點，轉向促成權力傳承之順利及族群和諧，並在民主改革加速推動之際，維護健全的憲政體制，力阻濫權擴權與黑金政治。 
　余紀忠從國家整體利益著眼，支持推舉李登輝出任國民黨代理主席。元月二十七日的中常會，雖然因為蔣宋美齡的反對而取消推舉代理黨主席案，但擔任輪值主席的余紀忠，仍然作出了歷史性的決定，要求積極處理此案，終至完成推舉李登輝代理黨主席。當時的李登輝，在國民黨內資歷不深、權力闕如，若不是余紀忠以推動民主為重，有智慧作出正確的決定，有視野看到必然的方向，有膽氣為眾人所不敢為，以及之後的民主進展，勢必走上另一條不同的道路，而且很可能令國家社會付出難以估量的代價。 
如川沛然，浩浩正氣 為黨外請命為憲政掌舵 
　解嚴十餘年來，台灣的民主化體現於不斷摸索的憲政改革。這條路，充滿了激盪、衝突、混亂與迷惑，更少不得政壇各方爾虞我詐的權謀，以及你死我活的角力。在這團迷霧中，余紀忠有時候會扮演油門的角色，適時為憲政改革加把勁；有時候又是方向盤，將憲改導引向正確的路徑；有時候則成了煞車，對違背國家利益與民眾福祉的作為，嚴肅提出反對諍言。 
　對於憲政改革，余紀忠率先呼應民意趨向，支持省市長民選及總統全民直選，進而促成落實為政策方向。自民國八十五年開始，總統、副總統改為全民直接選舉，我國的民主政治，邁出了劃時代的一大步，台灣成為亞太新興民主國家，受到舉世矚目及推崇。余紀忠推動民主政治的努力，在時代與民意的相互呼應中，獲致了豐碩的成果，永遠標誌在歷史的扉頁上。 
　但修憲的方向愈來愈偏歧，不思建立權責相副的穩健體制，卻任當權者的權謀愈來愈張狂、黑金政治吞噬民主果實。因此，在實現民主改革後，他將重點移轉至健全憲政體制，屢屢對修憲亂象及黑金政治提出針砭，希望為國家建立起一套可長可久的民主憲政體制。 
　民國八十九年的總統大選，呈現空前的緊繃態勢，陳水扁、宋楚瑜、連戰三雄鼎立，激戰得難解難分。余紀忠一再提醒同仁，務必觀照大局，注意新聞的公正平衡，對各組候選人公平對待。三月十八日，在人民的決心與勇氣中，台灣真的變天了。陳呂配贏得總統、副總統選舉，那個曾經只有余紀忠敢刊登組黨新聞的民進黨，如今終於取得政權。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第一次，也是台灣民主發展的輝煌成就。 
　從推動憲政改革、主張總統直選、健全憲政體制、反對擴權亂象、討伐黑金政治。乃至在政權轉移之際及之後，努力維護政局穩定及兩岸和平，長達數十年間，余紀忠順應潮流配合社會發展，分不同階段採取不同策略，協助我國民主政治成長茁壯，縱有挫折，也從不氣餒、從不妥協，而能在混沌動盪中撥亂反正。回顧我國的憲政改革，雖然過程波折起伏，路途蜿蜒崎嶇，令社會付出了相當代價，但所幸的是，這一路的顛躓摸索中，都有余紀忠在旁全心全意的扶持。 
如風疾行，走向尖端 率先進軍網路掌握全球 
　余紀忠有許多他人難望項背的特質，尤其獨特的，是他開闊的國際視野，以及對時代潮流敏銳無比的掌握力。他向外聽到了整個世界，向前看到了大勢之趨。別人了解及關切的往往只是台灣裡的一小塊領域，他的世界卻無比寬廣；當別人都為茶壺裡的風暴鑽牛角尖時，他卻可以站在制高點上通盤觀察，把台灣的問題放在全球的格局中思考。他隨時接收國際政治、經濟、軍事等情勢的訊息，因此對世界局勢的判斷，往往準確得令人吃驚。 
　他曾經在美國辦了《美洲中國時報》，但雖然表現廣受好評、發行與業務皆蓬勃成長，卻因為言論自由開放，遭到國內有心人士的政治鬥爭而被迫停刊。而當無遠弗屆的網際網路出現，全球化的時代翩然來臨時，他振翼世界的夢想，才終於等到最適合的載具。 
　民國八十四年，網際網路在全世界飛躍地成長，瀏覽器功能迅速發展，一個將改寫歷史的嶄新時代正蓄勢待發。那年的夏天，余紀忠出國旅行，沿途所見所聞所讀，都告訴他──世界正在改變、而且將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改變。靈敏的直覺告訴他，這個潮流必將席捲全球，於是一把抓住先機，決定運用這個新的傳播管道，為全球華人提供資訊服務，藉電腦網路延續一度中斷的辦報理想。於是，短短兩個月後，中國時報全球資訊網（也就是《中時電子報》的前身）在九月間正式上網，開啟了台灣媒體進軍網路的新世紀。資訊完整、內容深入又有公信力的中時電子報，更成為海外華人最依賴的資訊管道了。 
　大多數人是模仿者，但他是創新者；大多數人是追隨者，但他是拓荒者；大多數人選擇安全的路，他選擇沒人走過的路；大多數人只看得到既有的世界，他可以想像出一個新的未來，而且有勇氣去創造。 
　在那個篳路藍縷的時代，他是第一位肯冒險投入所有資金購買彩色印報機的報人。於是，亞洲第一份彩色報紙，於民國五十七年在他的夢想中誕生。當時余紀忠曾自剖心境：「創立的經過回想起來，有時不是滋味，有時也感到不無慰藉之處。再想到數十年過去，自己究竟做了些什麼事，也不禁悵然若失。我也曾有一番心願，想為社會做些事。我也曾在東北接辦過國內設備最好的報紙，而今白山黑水，已成陳跡，只有在落日長煙中憑欄回想了。台灣作客，人生若寄，居然僥倖的能在一片沙礫之上，灌溉出些許綠草，人生幾何，我為什麼不以全力致意培植呢？我們曾經胼手胝足開創出一條路，我們為什麼沒有勇氣承擔一些債務，作為進一步的投資呢？如果我們已經是衰老了、疲乏了，停下了進取與改革的心，而止足於目前稍稍穩定的局面，我們必將禁不起一點劇烈的競爭而終趨於沒落。如果我們居安思危，以兢兢業業的心，行健不息的精神，自律自勉，我們又何嘗不可再多做些事呢？」 

如山堅毅，從無到有疾筆諍言敢向強權說不

　其實，在一介報人的溫文風範下，他也是個鬥士，一個永遠奮戰到底、絕不低頭認輸的鬥士。他的血液中有濃厚的戰鬥因子，愈艱難的戰況，愈會激起他的鬥志；愈不可能的挑戰，愈能燃起他的生命火花。無論是對事業、對競爭敵手，還是對病魔、對人生。 
　余紀忠工作時的勤奮、執著與敬業，少有人能比得上。他的形貌映照在台灣半世紀來的成長點滴中，身影貫穿於整個時代推進的軌跡，他的性格、理念、決斷與堅持，在多少歷史關口留下了印記。這一切，全不是任何財勢所能交換，持著時報這枝筆，余紀忠與時代相互書寫，讓一份偉大報紙在歷史留下永不泯滅的銘鑄，也為斯土斯民的成長茁壯，記下永久傳誦的故事。 
　關鍵的人物，當關鍵的時刻，可以產生關鍵的影響，但這樣的人物何其罕見。在時代、台灣與時報的交相互動中，余紀忠個人的諸多特質，包括他對新聞自由的堅持、對民主理念的服膺、對世界及時代變化的掌握、對民族認同的堅持及對台灣本土的關懷，均與時代的進程、台灣的發展相互呼應，在半個多世紀來的許許多多事件中，不斷在關鍵時刻發揮強大的驅動力量，而一步步累積成為歷史的軌跡。謂之為傳奇，毫無誇張。 
　回溯創辦《徵信新聞》時，余紀忠曾向讀者宣示：「辦報最高的原則，就是要在任何關鍵時刻，發揮無私無懼的報人本色，為時代作見證，為歷史留紀錄。」往後的每一天，他都不曾或忘自己對讀者的承諾。五十年後，在編輯部看稿到深夜的余紀忠，仍然和五十年前枕著機器運轉聲入眠時一樣，為工作嘔心瀝血、鞠躬盡瘁，從滿頭青絲到白髮如霜，為時報付出一切，用整個生命來澆灌時報。 
　民國四十七年的四月，行政院祕密提請立法院修改出版法，賦予行政機關不經司法程序即可處分報刊。這是任何民主國家所不敢想像的鐵腕手段。《徵信新聞》除了表達民營報紙反對修改出版法的共同立場外，也接連發表了多篇社論，鄭重宣示余紀忠捍衛新聞自由的堅定立場。思慮周密的余紀忠不是魯莽的個人，但對於真正值得維護的理念，他也有不畏權勢的底線。在當時凝肅的白色恐怖氣氛中，這種大聲向強權說不的勇氣與意志，遠遠超過數十年後民主時代之想像。 
　在總結的一篇《出版法修正案通過感言》社論中，他強調：「忝為報人，不問環境如何，不能改變初衷，放棄言責。」「立法而有喜怒哀樂的成分存於其間，或以偏概全，或刑逾其分，是皆不足以取信於民的。」最後更沉痛地指出：「倘使執法之吏，輕重由心，予取予奪，報紙成為一定型式，報人都成為緘口金人，國無諍臣，官無諍友，民無諍言，那我們將不得不為國事前途致其慨嘆了。」 
　為了捍衛新聞自由，他如同一擎天巨樹，數十年來，為時報的記者、主筆、編輯乃至主管遮擋了不知多少的風風雨雨，讓員工可以心無罣礙地盡情發揮。不過，在提供充分的自由空間之外，相對地，他也嚴格要求報紙的高品質，強調報導必須客觀翔實，評論必須深刻公正，才能履行時報對社會的職責，也才能真正發揮新聞自由的價值。 
　民國七十一年五月，警總決定對政論家陶百川展開圍剿。這項圖謀曝光後，高層全面封鎖新聞，禁止任何媒體進行報導。但即使壓力重若千鈞，余紀忠也毫不屈服，斷然吩咐同仁拒接施壓電話。次日的中國時報，獨家披露了文字獄吏意圖抹黑清流的陰謀，引起輿論譁然、社會震動，警總狼狽不堪，圍剿計畫也只能不了了之。 
　廣受海內外敬重的政論家柏楊，民國六十六年結束政治犯生涯後，雖然重獲自由，但處處碰壁。余紀忠拉這位老友一把，中國時報當時舉辦了一場讀者和作者的聯誼會，特別邀請了柏楊。余紀忠致詞時，第一句話就是：「我們這次聚會，最重要的意義是歡迎柏楊歸隊！」這便啟動了柏楊人生中的一個重要轉折，多年後，他仍歷歷在目，為余紀忠溫暖的援手感動不已。 

如松擎天，捍衛自由三階段推動民主改革

　見證過二十世紀的興衰起落，健步跨入二十一世紀的余紀忠，既能真正了解民主的崇高價值，也對時勢有敏銳的洞見。他知道，民主、自由、人權雖然是符合全民利益的終極目標，但欲速則不達，目標的實現必須得到時代潮流與民意趨向的呼應，才能水到渠成。因此，最正確的道路，是順應時勢的節奏、按部就班地扶持民主穩健發展。 
　在審慎的步驟下，他對民主政治的推動，是分有不同階段的。第一個階段是在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後。當時江山易色不久，人心惶惶，當局咸有「退此一步即無死所」的悲壯覺悟。所以，那時最 
重要的，是把國家好好安頓下來，團結民心，激勵士氣，積極發展經濟，改善教育民生，並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在對抗共產極權的最後據點上，台灣必須先確保生存，累積國本，才能進一步維護及開創未來。 
　第二個階段，則是在台灣國民所得逐步增加，教育水準因民國五十七年起實施的九年義務教育而提高，中產階級興起，與國外接觸交流漸形頻繁，於是他將重點放在致力於民主政治催生。 
　第三個階段，則是在蔣經國逝世之後，促成權力傳承之順利及族群和諧，並在民主改革加速推動之際，維護健全的憲政體制，力阻濫權擴權與黑金政治。 
　民主的政治氣候從來不會一夕成熟，從《徵信新聞》到《徵信新聞報》再到《中國時報》，余紀忠不斷選擇適當的機會，呼籲政府尊重民主原則，往民主之路持續邁進。民國四十九年發生了「自由中國」案，雷震被捕三天後，社論就鏗鏘有力地指出：「言論自由應受保障，凡對政府之批評責備，祇須顧及內外情勢及保持國本之一念，殆無不可言者，然若捨此而不問，則即使並無不可告人之動機，亦將生於其心，害於其事，結果徒自陷於進退維谷之地。」 
　對於動戡體制及萬年國會，余紀忠更走在時代前方，不斷藉中國時報社論，對解嚴及國會改選提出呼籲，也持續傳播民主自由人權觀念，逐漸累積成民主化日後沛然大開的能量。 
　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十日的美麗島事件，是開本土反對運動先河的重要里程碑。中國時報詳細報導了事件過程，並於社論《請全國同胞珍惜這三十年來建設的家園》呼籲冷靜理性，安定人心。更重要的是，美麗島大審進行時，時報還以大篇幅的版面，完整披露法庭訊問及答辯的過程，以及相關被告及辯護律師侃侃而談的說辭，留下了忠實的歷史紀錄。對台灣，那是一次民主的震撼教育，甚至是許多人的民主啟蒙，而余紀忠功不可沒。 
　民國七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黨外人士在圓山飯店宣布組成民主進步黨，令執政當局亂了手腳。那天晚上，黨政單位通知所有媒體負責人，嚴厲要求封鎖這條新聞。所有媒體都讓步了──除了余紀忠。不論當局透過多少管道、動員那些人士前來勸說，余紀忠審度再三，終究沒有動搖。第二天，全台灣數十家媒體，獨獨只有一家報紙刊出了民進黨成立的新聞，那就是中國時報。本土政治運動揚起了旗幟，反對黨出現，台灣自此進入政黨政治的新時代。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擋這個由余紀忠護送達陣的新紀元。 
　余紀忠推動民主政治的第三階段，則始自蔣經國總統逝世後。那次的權力傳承是我國民主發展史的一個重要關鍵，在這個關鍵時刻發揮關鍵力量的，便是余紀忠。自此開始，余紀忠推動民主政治的重點，轉向促成權力傳承之順利及族群和諧，並在民主改革加速推動之際，維護健全的憲政體制，力阻濫權擴權與黑金政治。 
　余紀忠從國家整體利益著眼，支持推舉李登輝出任國民黨代理主席。元月二十七日的中常會，雖然因為蔣宋美齡的反對而取消推舉代理黨主席案，但擔任輪值主席的余紀忠，仍然作出了歷史性的決定，要求積極處理此案，終至完成推舉李登輝代理黨主席。當時的李登輝，在國民黨內資歷不深、權力闕如，若不是余紀忠以推動民主為重，有智慧作出正確的決定，有視野看到必然的方向，有膽氣為眾人所不敢為，以及之後的民主進展，勢必走上另一條不同的道路，而且很可能令國家社會付出難以估量的代價。 

如川沛然，浩浩正氣 為黨外請命為憲政掌舵

　解嚴十餘年來，台灣的民主化體現於不斷摸索的憲政改革。這條路，充滿了激盪、衝突、混亂與迷惑，更少不得政壇各方爾虞我詐的權謀，以及你死我活的角力。在這團迷霧中，余紀忠有時候會扮演油門的角色，適時為憲政改革加把勁；有時候又是方向盤，將憲改導引向正確的路徑；有時候則成了煞車，對違背國家利益與民眾福祉的作為，嚴肅提出反對諍言。 
　對於憲政改革，余紀忠率先呼應民意趨向，支持省市長民選及總統全民直選，進而促成落實為政策方向。自民國八十五年開始，總統、副總統改為全民直接選舉，我國的民主政治，邁出了劃時代的一大步，台灣成為亞太新興民主國家，受到舉世矚目及推崇。余紀忠推動民主政治的努力，在時代與民意的相互呼應中，獲致了豐碩的成果，永遠標誌在歷史的扉頁上。 
　但修憲的方向愈來愈偏歧，不思建立權責相副的穩健體制，卻任當權者的權謀愈來愈張狂、黑金政治吞噬民主果實。因此，在實現民主改革後，他將重點移轉至健全憲政體制，屢屢對修憲亂象及黑金政治提出針砭，希望為國家建立起一套可長可久的民主憲政體制。 
　民國八十九年的總統大選，呈現空前的緊繃態勢，陳水扁、宋楚瑜、連戰三雄鼎立，激戰得難解難分。余紀忠一再提醒同仁，務必觀照大局，注意新聞的公正平衡，對各組候選人公平對待。三月十八日，在人民的決心與勇氣中，台灣真的變天了。陳呂配贏得總統、副總統選舉，那個曾經只有余紀忠敢刊登組黨新聞的民進黨，如今終於取得政權。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第一次，也是台灣民主發展的輝煌成就。 
　從推動憲政改革、主張總統直選、健全憲政體制、反對擴權亂象、討伐黑金政治。乃至在政權轉移之際及之後，努力維護政局穩定及兩岸和平，長達數十年間，余紀忠順應潮流配合社會發展，分不同階段採取不同策略，協助我國民主政治成長茁壯，縱有挫折，也從不氣餒、從不妥協，而能在混沌動盪中撥亂反正。回顧我國的憲政改革，雖然過程波折起伏，路途蜿蜒崎嶇，令社會付出了相當代價，但所幸的是，這一路的顛躓摸索中，都有余紀忠在旁全心全意的扶持。 

如風疾行，走向尖端 率先進軍網路掌握全球

　余紀忠有許多他人難望項背的特質，尤其獨特的，是他開闊的國際視野，以及對時代潮流敏銳無比的掌握力。他向外聽到了整個世界，向前看到了大勢之趨。別人了解及關切的往往只是台灣裡的一小塊領域，他的世界卻無比寬廣；當別人都為茶壺裡的風暴鑽牛角尖時，他卻可以站在制高點上通盤觀察，把台灣的問題放在全球的格局中思考。他隨時接收國際政治、經濟、軍事等情勢的訊息，因此對世界局勢的判斷，往往準確得令人吃驚。 
　他曾經在美國辦了《美洲中國時報》，但雖然表現廣受好評、發行與業務皆蓬勃成長，卻因為言論自由開放，遭到國內有心人士的政治鬥爭而被迫停刊。而當無遠弗屆的網際網路出現，全球化的時代翩然來臨時，他振翼世界的夢想，才終於等到最適合的載具。 
　民國八十四年，網際網路在全世界飛躍地成長，瀏覽器功能迅速發展，一個將改寫歷史的嶄新時代正蓄勢待發。那年的夏天，余紀忠出國旅行，沿途所見所聞所讀，都告訴他──世界正在改變、而且將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改變。靈敏的直覺告訴他，這個潮流必將席捲全球，於是一把抓住先機，決定運用這個新的傳播管道，為全球華人提供資訊服務，藉電腦網路延續一度中斷的辦報理想。於是，短短兩個月後，中國時報全球資訊網（也就是《中時電子報》的前身）在九月間正式上網，開啟了台灣媒體進軍網路的新世紀。資訊完整、內容深入又有公信力的中時電子報，更成為海外華人最依賴的資訊管道了。 
　大多數人是模仿者，但他是創新者；大多數人是追隨者，但他是拓荒者；大多數人選擇安全的路，他選擇沒人走過的路；大多數人只看得到既有的世界，他可以想像出一個新的未來，而且有勇氣去創造。 
　在那個篳路藍縷的時代，他是第一位肯冒險投入所有資金購買彩色印報機的報人。於是，亞洲第一份彩色報紙，於民國五十七年在他的夢想中誕生。當時余紀忠曾自剖心境：「創立的經過回想起來，有時不是滋味，有時也感到不無慰藉之處。再想到數十年過去，自己究竟做了些什麼事，也不禁悵然若失。我也曾有一番心願，想為社會做些事。我也曾在東北接辦過國內設備最好的報紙，而今白山黑水，已成陳跡，只有在落日長煙中憑欄回想了。台灣作客，人生若寄，居然僥倖的能在一片沙礫之上，灌溉出些許綠草，人生幾何，我為什麼不以全力致意培植呢？我們曾經胼手胝足開創出一條路，我們為什麼沒有勇氣承擔一些債務，作為進一步的投資呢？如果我們已經是衰老了、疲乏了，停下了進取與改革的心，而止足於目前稍稍穩定的局面，我們必將禁不起一點劇烈的競爭而終趨於沒落。如果我們居安思危，以兢兢業業的心，行健不息的精神，自律自勉，我們又何嘗不可再多做些事呢？」